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在美国加州进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各自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很多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而且也涉及重大区域秩序( 主要是亚太地区) 和整个国际秩序问题。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两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美这对双边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状况。这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全球瞩目的原因。

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是继20 世纪80、90 年代的“韬光养晦”政策、21 世纪初以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概念。不管这些政策概念的提法有怎样的不同，其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立志于做一个新型的大国，走出从前“大国争霸”逻辑，不仅实现

自身的和平崛起，而且在自身崛起过程中，维持世界和平。不过，在政策概念和政策现实之间有一个鸿沟，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大国。就是说，“新型大国关系”要在大国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中国所有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很显然是重中之重，是核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出越来越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中美两国所呈现出来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政策都会对美国甚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对中国来说亦然，美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担心在于中国这条大船往何处开，对中国外部关系的担忧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利益甚至美国( 和西方) 所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因此，中美双方都具有巨大的动力来探索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很难说美国已经相信和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很显然美国对此深感兴趣，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美两国的这种认知上的接近直接促成了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历史性的( 非正式) 会谈。

对中国来说，在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地看，要走出西方学者称之为“大国政治悲剧”的国际关系逻辑并不容易。但是，不管道路如何艰难，这是一种必须的尝试。大国关系关乎于战争与和平，关乎于无数的生命与财产。没有比这样的尝试更具有意义的事情了。中国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信心。而力量和信心则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或者恐惧往往来自于对事物缺失认识或者无知。容易理解，中国如果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并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深刻的理论与经验认识。只有对国际关系的现实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克服恐惧，树立信心。

一、大国与世界秩序

在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包括有没有世界秩序？ 需要不需要世界有秩序？ 世界秩序是如何产生的？ 大国和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主要要说明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任何两大国或者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一句话，大国关系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

有没有世界秩序？ 在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主流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西方国际关系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的起点都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应当说，这两种流派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和决策者所经常遵循的意识形态，它们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世界的无序状态一直被视为是常态。正因为是无政府状态，战争也被视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和平则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在世界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自从主权国家的概念从近代欧洲产生以后，一直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或大或小，或强或弱，不自称为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单元，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称为高于主权国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府，或者世界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就是常态，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主权国家内部秩序那样的世界秩序。

对主权国家来说，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政府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这意味着，没有其他组织会考量你的利益，你必须尽你所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组织在你的利益甚至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来保护你，你必须自保。因此，对主权国家来说，最高的利益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

人们更是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历史上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还是主权国家之前的各种传统国家，内部冲突甚至内战也经常发生。但不管是怎样的冲突，终极原因就是各个个体( 人、组织、国家) 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自私的个体在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倾向于把他者的利益最小化，冲突就自然发生。

不过，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可以加以质疑的。经验地看，没有世界政府不是等于没有世界、没有秩序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体都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因此构建秩序也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正如只要有人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个秩序那样，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有秩序的。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

首先是帝国形式。在帝国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由各个分散的和互相不发生关联的地方政权组成。帝国是第一种世界秩序，它把各个地方连接成一体，形成一个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经历过不同的帝国形式。但所有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统而不治，只是维持着一个简单的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秩序非常脆弱，帝国之内的各个地方共同体仍然具有很高的自主权，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并且随时可以脱离帝国的管辖。帝国之内能否维持整合完全取决于帝国政府本身力量的兴衰。帝国为地方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和贸易、文化交流、人口的流动都发生在帝国之内。同时，不同的帝国之间也发生着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往往把帝国视为第一波全球化。

帝国之后，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进入近代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成为常态。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战争，人们也设想着各种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家组织，来规制和约束主权国家的行为，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体制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努力。但是，必须把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区分开来。尽管国际组织的目标是创造或者维持一个世界秩序，但其本身不是世界秩序。国际组织就是由各个国家参与的，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主权国家之上的组织。从历史上看，没有大国和强国在背后的创始、支持或者操纵，国际组织就不会有重大的意义。国际组织对于世界秩序的积极面在于其创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互动的平台，这个平台类似于一个人为创造的人类共同体，参与国似乎获得了一种成员资格，一种认同感。正如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主权国家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非物质利益，尤其是声望。在这个国际平台上，主权国家并不能得到多少物质利益，但恰当的行为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声望，也就是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对国家声望的考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调节甚至制约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组织因此有助于世界秩序的产生。

世界存在过秩序，也仍然需要一个秩序。但今天的现实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几乎处于无序状态的边缘。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一个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秩序。

很多迹象表明，这个世界又正在再次进入一个混沌的无秩序状态。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世界进入无序状态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治理制度。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经没有能力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组织的建立之是为了建设国际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也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秩序的象征。所有主权国家都想加入这些组织，并受惠于这些国际组织。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些组织在协调国家间行为、减少和组织国家间冲突等方面很难有作为。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层面。那些为国际关系提供结构要素的国家要不没有能力单独来提供国际秩序，要不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合作和协调来提供秩序。在这个层面，主要是大国关系。在帝国时代，单一大国构造了国际秩序。但进入主权时代之后，往往是几个大国合作来构造国际秩序。可以说，大国就是国际秩序的构架。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供给者，没有大国在背后，就不会有国际秩序。大国合作好了，国际秩序就没有问题； 大国不能合作，国际秩序就成为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国际层面，尽管美苏两大国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际秩序。如果说存在一个秩序，那么就是一个通过互相威慑而达到的恐怖平衡。美苏两国都是核武大国，它们之间的互相核武威慑构成了脆弱的国际秩序。其次，在区域层面则是存在着区域国际秩序的。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美苏各自负责自己阵营内部的秩序。这种内部秩序是如何维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其他较小国家没有什么选择，要不选择加入美国阵营，要不就是苏联阵营。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中立。也即是说，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区域国际秩序，背后都是大国。

冷战之后，国际秩序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苏联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解体，国际秩序合二为一，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像当初的苏联那样，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另外一个大国。但问题在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提供国际秩序。这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冷战的解体，表面上看促成了美国的一霸天下，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从前苏联还维持了半个世界秩序，但现在都需要美国来维持。第二，因为来自苏联的威胁的解除，从前因为恐惧苏联而求助于美国的那些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听从美国，这使得美国很难像从前那样从这些国家获得支持，来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第三，美国“一霸天下”的局面也使得其没有了外在的制约，从而开始犯巨大的战略错误。最显著的就是小布什总统期间开始走单边主义路线。单边主义一方面证明了美国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负担，促使美国更快地衰落。第四，美国不想和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尽管小布什政府之后，美国调整政策，更多地诉诸多边主义路线，但美国的多边主义还是集中于和其结成同盟的国家。对美国同盟之外的国家，美国还是不情愿共享国际权力。问题在于，美国和其同盟国家即使齐心合力也很难造就和维持国际秩序了。

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策负面地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表明内政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大国的外交关系，从而影响到这个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这从西方的扩张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秩序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源于地中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使命感和扩张性的文化。西方早期的扩张主要是文化的扩张。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方产生之后，西方的扩张有了更强大的动力。资本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力。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已经有所分析。近代主权国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更是如此。可以说，西方文化、资本和国家力量三位一体的扩张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同样，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最近一波全球化也离不开西方资本和政治的推动。但不同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动应付全球化，而是主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巨大利益。在很短的历史里，这些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现在被称为“金砖国家”的国家) 在全球经济体内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霸权的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内部，不利于国际秩序的力量在崛起，有效制约着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例如，最近这些年，贸易保护主义遽然在西方崛起。从前都是发达的西方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它们施加各种压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现在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提倡国，而发达国家则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也很典型。美国在联合国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联合国在很长时期内也是美国和西方的工具而已。现在尽管美国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关键国家，但它也很难单独主导联合国体系了。因此，美国对联合国也不那么关心了。在一些领域，当联合国的议程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美国干脆就不参加这些项目了。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所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大问题。如何重建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以往，大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是关键。这个事实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尽管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实践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民主化，但这并不表明在国际新秩序建设过程中，所有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作用。大国还是关键，没有大国的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秩序。不过，大国在建设国际秩序过程中，如果不能考虑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个国际秩序也很难持续。考虑到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我们转向讨论中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