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坚与党的执政模式现代化 （4）

国内理论界在此问题的认识上也早实现突破。何伟在《股份制与社会所有制》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准确的、科学的定位不应是国有经济，而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但不同于一般公有制，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种公有制。其具体实现形式，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制、各种基金以及社团所有制等。[8]王祖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中提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社会所有制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所有者）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其客体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其本质是自由劳动力与自由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平等的联合或结合。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包括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基金所有制和社团所有制等。其中，劳动者股份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9]厉以宁在《论新公有制企业》一文中提出，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传统公有制企业应当转变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公有制企业。新公有制企业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第三种形式是大量存在的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在这种新公有制形式之下，还包括了像工会、商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或像街道、居民区这样的社区，用公众集资的钱所举办的企业。第四种形式是即公益性基金所有制所办的企业。[10] 以上各家观点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都突出了社会所有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内涵。

将社会所有视为现代公有制的本质内涵，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解除一直戴在“非公经济”头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帽子，从根本上讲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就前者而言，尽管现在党和国家的文件明确提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但实际上，不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在政策待遇方面，对于所谓“非公经济”的歧视一直存在。如果思想能够进一步解放，我们就不应再担心、忧惧随“非公经济”的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削弱的问题。因为按照对公有制内涵的新认识，我们现在所谓“非公经济”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公有制经济的新形式。它们的不断发展说明中国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稳固。而与之相反，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仅仅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的理论旨趣，更不符合现实中“非公经济”迅速发展的实际。

就后者而言，如果仅仅将国有和集体所有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并在制度、政策上过度倾斜扶持，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遭遇重大危机与挫折，尽管现在一些国有企业还能通过垄断获得大量利润。除了众所周知的行政性垄断对于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低的创新效率外，中国庞大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真正风险在于，在未来全球性的产业转换升级中，很多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夕阳产业，届时其生存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必然会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沉重负担。具体而言，目前，国家大力支持的垄断企业很大一部分铆定在资源产业、重化工业与制造业。这些产业如果一直由垄断企业铆定，如果其在未来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一旦丧失优势，或需重组，那时的改革成本将更为高昂，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亦有可能十分剧烈。[11]因为，倾注了国家大量资源，牵扯众多重大利益关系，规模巨大，乃至“大到不能倒”的垄断企业往往很难像其他类型企业那样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它的改革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政府投入越大、各方面制约越大、调整越慢，代价就越高。历次的国企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国家向特定的企业或部门承诺了资源和特权，那么当这些企业显然需要进行重组或者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超过了它们的时候，政府就很难‘拔掉插头’停止给它们输送资源和特权。政府或是不愿丢面子，或者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政治上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使得初衷良好的政府失去干预能力，最终放弃干预。”[12]

我国学者张文魁研究指出，在过去的30多年间，随着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呈现着繁荣与衰败相交替的周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算是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算是白银时代，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算是青铜时代，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002年算是黑铁时代。2003年至今，可算是第二个黄金时代。而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为什么又会走出黄金时代？张文魁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波峰将国有企业带向黄金时代，又是市场经济的波谷将它们带向黑铁时代。市场经济一定有波峰和波谷，也即市场景气和不景气具有交替性。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恰好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波峰时期，轻纺工业化带来了高度繁荣。但当轻纺工业化鼎盛时期结束，并且当非国有企业逐步崛起，就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家投入巨额重组成本对国有部门进行救赎，国有企业的累积损失和历史包袱骤然卸下，并且2003年以来，多种因素将中国带入重化工业和信息化时代，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波峰周期，这给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使它们在保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仍然维持国有制但经过激进控制权改革的企业，与市场经济波峰结合比较容易，而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却较难。……正如由轻纺工业化带来的第一轮波峰已经过去一样，这一轮由重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波峰也必将过去，如果继续维持现存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是否将再次需要国家重新投入巨额重组成本进行救赎？这是应该未雨绸缪的问题。”[13]考虑到极其巨大的经济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体社会风险，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对国有企业“自己人”、“偏爱式”的倾向态度与做法，切实推进各种所有制的平等竞争尤其是社会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