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流浪孩子“墙洞安家”的无奈（3）

“洞居孩子”的心声需认真倾听

救助流浪孩子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但个别地方在救助工作中的“头脑简单”却让人哭笑不得。把排风洞用金属护栏一封，孩子们就只得告别“洞居生活”，但救助效果如何？结果不言而喻。还记得2012年底，贵州毕节市发生5名流浪少年闷死垃圾箱的事情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再钻进垃圾箱里避寒，他们的做法是：在所有垃圾箱喷上“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12个大字警示语。

和四川凉山非法打工的未成年人的遭遇一样，沈阳洞居孩子被媒体曝光后也失去了栖身之所，有人迁怒于媒体的曝光和关注，但这背后真正该脸红的恐怕不是媒体。封洞后，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给孩子们安置好下一个去处，“洞居孩子”又不得不开始新的流浪，其境况或许比洞居还要糟糕。有关部门如此对待流浪孩子，说轻点是懒政不作为，说重点就是缺乏为民服务的责任感。

沈阳市有关部门的关注点在于逼走流浪孩子，避免他们继续展现城市形象的“阴暗面”；而流浪孩子关注的如何能够无拘无束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在排风洞加装栅栏，政府或许可以眼不见为净，但对改善流浪孩子的生活条件却丝毫没有益处。如果政府真正关心弱势群体，应当切实走进这些流浪孩子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而不是简单地封堵他们的栖身之所。事实上，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已经接近成年人，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诉求，大个儿想“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黄毛儿则想“当保安”。很显然，简单粗暴的“封洞思维”不但会在现实中给流浪孩子造成不便，对他们原本缺乏家庭慰藉的心灵造成第二次伤害，让他们在心里形成一种隔阂和对立情绪，继而对社会产生更多排斥感。

针对流浪孩子的救助保护是一项繁复的工作，既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更需制度和法律的保驾护航。然而，透过三名流浪孩子的遭遇，当下救助机制的短板也暴露无遗。一者，救助方式倾向程式化。救助机构对待流浪孩童往往就是联系其家人或户籍所在地政府，通知他们来接儿童回去等。然而很多流浪孩子之所以流浪，就在于家庭关系或缺失、或冷淡、或紧张，洞居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被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

二者，社区干预机制乏力。三个流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值得追问的是，在单亲家庭亟需外力矫治，育儿能力低下的家庭渴盼外援的时候，在孩子们外出流浪念头增长的过程中，社区组织是否有所作为？毋庸讳言，社区干预机制作为防止儿童流浪的第一道防线，在很多地方往往形同虚设。

多让一个孩子得到救助，社会或许就能少一份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三名流浪孩子的遭遇无疑是一面镜子，而需要好好照一照的，绝不只是沈阳市的有关部门。

洞居流浪儿明天在哪里

沈阳北站一处墙面上的排风洞，曾经是“流浪儿之家”。以前，有3个孩子在这里放上被褥和瓶瓶罐罐，居住休息，挡风遮雨。

随着媒体关注，洞居流浪儿的童年生态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到5月8日，这个排风洞口被细密的钢丝网封堵，那些孩子不知去向。这是个惯常结局。一单充满悲情的新闻完成了，安全漏洞被及时堵住了，洞居流浪儿不会再影响车站形象了。问题是，欢喜的只是别人，那些孩子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三个孩子被安置、哪怕是去向何处的消息。当地一名民警叹气说，“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这不免让人猜想，洞居流浪儿并未得到安置，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角落继续流浪。

那么，洞居流浪儿有没有明天？谁又为他们的明天负责？其实，不止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不知名的角落，还生活着很多流浪儿。他们的人生多半不被发现，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很快再度消失，留下去向不明的悬念，甚至让人看到更大的悲情。

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曾有5名流浪儿童，在一个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只不过，一次次的悲情、震惊，并没有改变流浪儿的苦难人生。原因在于，那些针对流浪儿的临时性救助手段，不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给流浪儿可期待的未来。

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而现实是，在救助流浪儿问题上，从民间社会到政府部门，存在太多的断裂地带。为什么每次曝出流浪儿问题后，相关部门和单位总是会相互推诿，说到底，还是因为权责不明。救助流浪儿可能会涉及民政、财政、卫生、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太多部门，如何让这些部门各司其职，主动和其他部门对接，必须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予以约束规范。

救助流浪儿，也需要民间社会发力。一个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一次次停留在表达悲情的层面，而应有所行动。从这个意义讲，政府部门也应该懂得及时出让权力，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来释放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救助的能力。

告别洞居的流浪儿人生不应更加悲情，他们不应该走进更多的危险地带，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深刻打量过。接下来，应该让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发力，让流浪儿也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