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配置的低效，不但造成就医者不满意，同样换来医者们的集体反抗，选择用脚走路。一边是社会缺乏大量的医生资源，另一边是医学生改行成为流行现象。从1998至今，医学院毕业生600多万，而医生只增加了40万。很多医学生毕业选择去做“医药代表”，而不是医生。前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公布《2013级自主调整专业工作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根据公示名单，共有183名同学自主调整专业，其中原专业在医学院申请调整为非医学专业者53名，而仅有2名同学申请从非医学院调整为临床医学专业。
甚至在已有医生群体中，改行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相当数量有资质的医生因为对行医体制不满意，离开了医院，有脱离“苦海”之意。
破解这种集中和失序的状况，转换公众就医观念并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最关键之处，还在于如何推进分级诊疗，改善就医秩序。
现在，培养有资质的全科医生，已经开始逐渐得到重视，但重视并不代表真金白银的投入。北上广还好，在不少其他城市，依然投入乏力，进展缓慢。其次，如何打破垄断，让更多公立大医院的医疗专家走出体制，带动一二级医院的发展？这是目前医改最难的一个领域。
或许只有管理者真正意识到“全国看病中心”并不是美誉，愿意结束这种混乱浪费低效的局面，改革才有可能更容易发生。改变的方法容易找，难的是有魄力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分配。改革往往就是动别人的甚至是自己的奶酪，为的是长远好处和整体利益，希望更多地方的管理者能够识别出这种“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就医者不再遭受这种没有必要的苦头。
【启示与思考】
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问题，已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村里的病人往乡医院跑，乡里的病人往县里跑，县里的病人往市上跑，市里的病人往省城或更高的地方跑。北京作为首都，也就是病人们能够想象得出的最高级别的地方，最好的医生和最先进的医院在那里，这种猜想，料想也不会错。这并不是人们的心理作用问题，而是一种事实——我国几十年来以行政级别和区划作为资源配置条件的做法，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层级化问题十分明显。人们在患病的时候，希望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可厚非。
但实际上，三甲医院里专家几分钟式的问诊方式，与社区医生的耐心诊断相比，究竟哪个更利于病情的确诊，这个还真不一定。
毕竟，大城市的所谓好医院，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承担了全国患者就诊的医疗工作，优秀的义务工作者往往是超负荷工作，这导致他们在接待患者时诊断时间有限，增加误诊概率，容易激发医患矛盾。近年来数起患者杀医事件，也大都发生在好医院。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首先必须改变人们心中“北京的医疗条件最好”这一定见，而要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定见，必须做大量的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要从观念上修正存在已久的医疗资源依附行政中心化的马太效应，把最好的医疗条件，送到最前沿最需要的地方。北京可以作为医疗学术和培训中心，但不必成为治病的中心。人们如果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救治，小病变大，大病变绝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小。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最美乡村医生”评选活动中，我们看到许多直接与群众面对面服务的基层医生，他们在艰苦的医疗条件下的可歌可泣的种种奉献，所暴露的，恰是一线医疗资源短缺的残酷事实。近年来，虽然卫生主管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相比于13亿这个庞大的分母来说，任何努力都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而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种努力本身的倾斜力度和指向性还不十分明确。
目前，包括医保的数据互通，和异地间的报销障碍，以及区域协作的不完善，分诊和双向转诊等措施还没有良性化地自然运转起来，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医疗资源的均衡和公平流动。因此，医改任务，还任重而道远，而北京成为“看病中心”，不仅仅是本地医疗卫生部门和医护人员的负担，它更是一个重重的提醒，关于医疗的公平和民众的健康需求，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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