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变迁特点分析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是今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同时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定位，包括“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重要内容。那么，如何合理有效地向这些现代性的城镇化目标迈进，或者选择怎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无疑，首先需要对当代我国的城市系统及其变迁特征有基本的了解与判断。

一、城市系统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何谓“城市系统”?概括地说，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全局性、整体性考察城市的人类生态学视角，即城市并非功能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赖构成一个系统。这其中，一些城市表现出超强的影响力，可以辐射乃至主导很多城市(如纽约、伦敦、上海等)，而一些城市的影响力则仅限于自己所在的辖区内。因而，类似人口的社会分层，城市层级体系体现了城市与整个城市系统分布状态的关系。①

人口与交通联络是城市系统分析的重要维度。其中，以人口规模为基础的大中小城市层级划分最为常见。尽管人口规模能够被当做城市功能主导性的代表，但城市主导性远不是体现在人口规模上。所有的都市中心都是大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大城市都是都市中心。②交通运输网络是城市体系结构形成的支撑系统和重要因素。③一些国外学者因而对其进行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借助航空运输视角对城市层级的结构和变化进行分析，④国内亦有学者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的城市层级系统。⑤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将城市功能、组织与整合力带入城市层级研究中起到了典范作用。他们的研究将城市的组织特征视为城市等级的最重要维度，即一个城市展示出越强的组织控制和整合能力，其在城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越高。⑥在他们看来，城市就是一个组织腹地资源、提供产品加工和转运、发展和维持地区资金流的代理。延续这一范式，另一些学者⑦进一步将城市的相对主导性操作化为产业结构、交通和联络设施的组织等方面，而将城市维持组织运作及支持日常人口活动的基础支撑操作化为零售业与服务业指标。

不过，本文认为上述有关城市系统的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一是它们仅限于某一个时点上城市层级的呈现，没有对时间维度上的变迁脉络进行把握。而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代中国，城市系统的变迁所代表的城市兴衰本身尤其值得关注。二是少有研究从城市带或经济圈的聚集和差异方面进行分析，因而难以详析中国区域化经济发展、城镇化策略与城市层级的紧密关联。三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国主要的或者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上，难以反映我国城市系统的全貌。此外，基于航空客流量、人口规模、行政级别的部分研究则显得维度单一，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

二、城市层级：测量、研究方法与数据

由上可见，城市层级即一个城市在城市系统中所占据的一定位置，这个位置的高低由其组织、控制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来决定，同时，也体现为对其他城市施展影响的能力。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城市主导性和基础支撑两方面来构建城市层级得分。主导性通过工业企业数(个)、工业产出总值(万元)、客运量(万)、货运量(万吨)、邮政业务收入(万元)5个指标来测量；基础支撑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⑧、零售业雇佣人数(万)和服务业雇佣人数(万)来测量。首先，在将上述8个指标标准化成Z分，⑨得到无量纲的可互相比较的变量。由于前五个指标较之后三个更能反映一个城市的主导性、控制力和整合力，令前5个指标的权重为2，后3个为1，加权求和得到最终的城市层级总分。⑩其中，工业企业数具体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工业产出总值也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出总值(当年价)”；客运量和货运量都是包括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运量的总和；零售业雇佣人数是指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从业人员总数；服务业雇佣人数是指第三产业年末单位从业人数。(11)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和201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我国有直辖市4个，副省级市15个，地级市269个，总计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地级市。剔除掉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如撤巢湖，增设铜仁、毕节地市)及部分指标缺失较多的城市，最终得到265个地级市。另外，极少数指标缺失采用了省均值或者全国均值插补。

三、当代我国城市层级体系的演进特点

2001年至2011年的大约10年间，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为49.68%，较之2000年上升了13.46%。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过半，占比达51.27%。

这期间，城市层级变迁既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层级流动。继承性同时体现在主导性城市和弱势城市上，突出的层级流动表现为中部紧邻沿海省份或者西部近海沿海城市的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沿海偏远地区城市面临发展瓶颈而越来越弱。

(一)强者恒强与弱者恒弱

2001年与2011年城市层级排名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1)，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整体上我国城市层级保持高度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在绝对主导城市和绝对被主导城市中都有明显体现。

从城市层级的顶端来看，强者恒强，我国的主要功能重要城市保持了排名靠前的位置(见表1)。有21个城市在2001年和2011年两年均处于前30名的位置，这些城市大多是国家性、地区性和主要的省级城市中心，城市层级得分较高，是我国城市系统的主导城市，其重要性和支配地位难以被超越。由于这部分城市相对稳定的主导性地位，它们带动腹地或者周边城市发展的作用将是持续而深远的。不过，从空间布局来看，恒强城市聚集东部的特征明显，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市有待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由于还有部分排名靠前的城市两个年份不一致，说明我国的主导城市作为一个层级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而从城市系统保持恒强态势的城市来看，苏州、淄博和西安排名有所上升，而郑州、青岛、济南有所下降。无论是我国城市系统顶层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排名变化，还是成员更新置换，都是全球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发展激烈竞争的真实反映。

从城市层级的底端来看，弱者恒弱，一些资源枯竭性和西部偏远城市始终处于城市层级的底端。表1显示，共有21个城市在这两个年份都处于末30位。从区域位置来看，这些城市主要聚集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东北的伊春、辽源、白山、鹤岗、双鸭山和西北的铜川是我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他城市大多区位较偏，城市影响力十分受限。无论是地理位置不利因素还是资源枯竭都会从多方面导致城市的组织、整合能力受损。

(二)梯度崛起与片区衰退

随着紧邻沿海省市的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我国从沿海到内地空间维度上梯级城镇化的特征渐趋明显。从排名上升50位及以上的26个城市分布来看(表2)，山东省和中西部地区表现突出。在中部，河南商丘、许昌、驻马店、周口、鹤壁和安徽阜阳、芜湖、六安、蚌埠、宣城、亳州、铜陵组成的片区呈现城市层级整体快速上升趋势，(12)河南的焦作和安阳及安徽的马鞍山、合肥和淮南的名次上升也超过了30位。此外，紧靠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的江西吉安、上饶、赣州的名次都有大幅度提升。在西部，鄂尔多斯、延安、钦州、玉林上升也达到50位以上。由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西—广西北部湾快速上升的城市正好连接成与我国东部海岸线平行的第二梯队城市。上述特征可以总体概括为紧邻沿海省市或者欠发达沿海地区(以下统称“紧邻沿海省市”)城市的梯度快速崛起。通过对具体指标排名变动的考察发现，由工业生产和交通联络增多带来城市层级位置的上升最为明显。显然，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生产转移的加快，我国铁路、公路网的完善，紧邻沿海省市的河南、安徽、江西及鲁西地区在充分利用国家区域性发展规划推动的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城市发展成果。此外，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河套平原地区城市层级提升同样可圈可点，同样刻画出了我国城镇化在沿海与内地间梯度的结构和进程。

从排名下降降幅达50位的城市来看，该类29个城市分布相对分散，但仍包含三个明显的城市衰退片区(见表2)。同样，工业生产和交通联络导致的排名下降最为明显。其中，第一个片区在东北地区，东三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因而城市发展相对缓慢。第二个是山西省的大部分城市，包括晋城、阳泉、长治、临汾、大同，晋中和运城的降幅也达30位以上。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炭是重要的可替代、高污染性能源，城市层级的整体大幅下滑说明其在促进以能源为主导的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方面面临巨大瓶颈和挑战。(13)第三个是闽粤远离三角洲地区，如广东的云浮、肇庆、茂名、阳江、梅州，福建的漳州、三明，这些城市大多位于偏远山区，比较区位优势较差，发展速度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闽三角地区，且同样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如果算上排名下降30-50位间的河源、韶关、南平，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如果将梯度崛起与片区衰退放到一起思考，不难发现，地理区位在当下城市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国城市梯度崛起直接表明，在地理区位上，产生了邻近城市创造条件承接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产业转移的“近水楼台”效应。而片区衰退则反映了传统能源资源密集或近邻地区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产业升级、企业改制、能源更新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