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得失。

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意义

改革的复杂性、变动性、关联性要求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中国的改革不是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全面改革。全面改革意味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关系发展完善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上层建筑发展变革思想观念。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建设领域的改革，而且还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改革。习近平同志在第11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要使改革产生综合效应，就要使改革决策科学化。

决策尤其是改革决策带有很强的时间变异性，防止变异和减少变异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不仅仅意味着在决策实施的时间节点上的科学性，而且意味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科学的。实际上，很多决策在一定时间段后产生负面作用。有的是在10年后，有的是在20年或者30年后。

收容遣送制度从发挥积极作用到产生消极作用是20年的时间。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中的流浪者。1992年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随着收遣适用对象的扩大，收容站亦都以生活费、遣送费、城市增容费等名目收费，被滥用于乱收费、勒索、非法拘禁、强制劳动。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美国反贫困决策的负面效应是在30年后出现的。从1965年起，美国政府宣布向贫困开战。30年中，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投入了5.4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反贫困。5.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2012年美国GDP的43%、法国GDP的两倍。投入了这么多的钱，但结果怎样呢?从1965年到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5%，而福利开支从每年不到500亿美元增加到3240亿美元。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在于福利刺激了依赖性，而依赖性加深了贫困。这两个事例印证了500年前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一个观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对这些事物研究好的人可以看出这一点：从来不可能消除一切弊端而不产生另一种弊端。”“在我们做出每一个决定时，都应该考虑哪是弊端较少，并以此作为最佳决定，因为人们从未发现完美无缺、安全没有一点弊端的事情。”我们推进改革决策科学化就是要减少类似的时间变异性，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设计改革决策时要树立相应的意识，提前对于决策变异性进行超前研究，另一方面设计出防止决策变异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