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亚民：内幕揭秘 420年前那个甲午的中日之战（3）

420年前的辉煌为什么没有存续到清朝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对日本、对西方列强，在国防能力方面还都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明灭清兴的2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国防能力，由世界最强迅速滑落到世界最弱，以至到了清末70年，出现了一败再败、口岸丢失、京畿不保、海军覆灭的整体衰败之像。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经济上没有跟上历史发展的浩荡潮流。1644年，清建国。上溯5年，1640年英国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1760年至1840年，西方进行了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当时的中国，对这两次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这两次革命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没有经过两次革命政治和经济提升作用的中国，很快滑向世界性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最低谷。而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发展轨迹正好与中国相反，是由弱小走向了强大，由落后走向了先进。1854年，美国柏利舰队10艘战舰、2000名陆战队员进逼日本，3月迫使日本签署了“日美条约”，从此，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口岸。1885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主旨是“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不与“野蛮落后的亚洲国家为伍”。日本政界人士多数拥护福泽谕吉的见解，很快使日本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基本脱离亚洲范围，靠向西方诸列强的国家。1894年，也就是日本国门被美国柏利舰队撞开后的40年，发生了中日黄海海战，中国大清舰队大败、惨不忍睹。

二是政治上没有进行适应新形势的深刻改革。1868~1878年，以及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建西学、改兵役、清田亩、减轻农民重赋，予贱民平等权、严格限制佛教等。明治天皇要建设一支200艘战舰的海军，超过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并将烟草税、药物税都划拨给海军，还自勒腰带，在6年内每年从内庭费用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而清朝政府，这一段时间政治上毫无作为。虽然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武器，也送了一些学子去学习，但是，改革的动作太小了，多数领域叶公好龙，政治上只进行了一些被逼无奈的小改小变。兴国无战略构思，变法无有效举措，皇帝重臣分权划利，只会弄权分钱，不思国家复兴。

三是军事上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清朝曾经由李鸿章主持，从德国进口了多艘铁甲战舰，甚至还有鱼雷艇。但是，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却十分落后。清朝中央政权有一个大毛病，就是长时间错误总结开国时期的军事经验。清朝皇帝和大臣，都标榜马上得天下、骑射为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皇太极进关前，借助两次明军战败后损失的大量火炮，取得了兵力对比在火炮方面的关键战略优势。第一次，是明朝重镇登州的失陷。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军守卫的关外重镇大凌河发动进攻。镇守登州的明军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军增援，援军进至吴桥时突然哗变，勒兵返回把登州围了起来，打到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登州被叛军攻破，明军直接损失各型火炮330门，其中大将军炮1门、红夷炮12门、佛郎机炮19门、威远炮170门。当时的登州，是明朝研制火炮的基地，城破之时，明军的登莱监军王征（火炮专家）、副总兵张焘，一个被俘、一个自缢身亡。明军聘请的葡萄牙火炮专家和其他53名葡萄牙炮师也损失惨重。登州失陷，使明朝政府再也无力以当时最重要的远战武器火炮，成规模地支援关外对八旗军的作战。第二次，是关外重镇大凌河的失陷，共计损失火炮3500门。当时，关内援军行动迟缓、叛军作乱，关外防御大凌河的明军盼援无望，坚持了近百天后，崇祯四年（1631）十月，大凌河粮尽援绝开城投降，总兵祖大寿败走锦州。根据当时明朝的兵部报告，皇太极的八旗军在占领大凌河后，缴获了将军炮、灭虏炮、红夷炮等多种火炮共计3500门，明军从此失去关外的火炮优势。后来，八旗军在崇祯十二年（1639）至十五年（1642）的松锦大战中，攻松山、打塔山、占杏山，无不拥炮而进，而且特别喜欢使用红夷大炮和自制的红衣炮。一直到顺治二年（1645）清豫亲王攻打到南方的扬州时，仍然在使用火炮攻城。可见，八旗军不但在关外使用火炮，进了关以后，也一直将火炮作为攻克城池的重要武器。从以上的战例中可以看出，满清八旗军并不是依仗骑射而得天下的，而是一步一步地缴获明军的远战武器火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凭借火炮打进关，又打到南方去的。可笑的是，清朝的后人并不这样总结历史，马上得天下的说法被泛化，直到晚清70年，仍然抱着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维敝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