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于日本：短暂的富足 败亡的序曲（2）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原本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崇尚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的武士道传统，主张以武力扩张为立国之本。甲午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思想更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最先尝到战争甜头的日本军政要员，如愿以偿地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和荣光，对于侵略战争更加乐此不疲。与此同时，广大日本民众在接受战争动员、阅读相关报道、参与捐献、慰问伤员、欢庆胜利的过程中，也一反过去对中国人抱有的敬畏心理，萌生了极端军国主义情绪。“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幸德秋水：《帝国主义》，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建立在对邻国仇恨和敌意基础上的所谓“爱国之情”，最终只能沦为战争狂人的牺牲品，致使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在“军国之民”的名义下，被源源不断地驱赶到异国的战场。至于广大人民的生活苦难，不仅没有因为对华战争的胜利而有所缓解，反而因当权者急欲报俄国干涉还辽之仇，再度饱尝“卧薪尝胆”之苦。精神上的堕落与物质上的压榨，险些给整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甲午战争不仅改写了中、日、朝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导致东亚国际秩序发生急遽而深远的变化，也给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稳定注入更多的变数。在19世纪末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格局中，欧美列强，尤其英、俄两国，原本有着巨大的主导权。它们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纠纷，是否必然以战争形式解决，乃至战争的规模、进程及其结果，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截至《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尽管清政府屡次向列强乞援，但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及彼此观望的心理，最终无一给予中国实际的援助。有的国家甚至还抱有袒护日本的错误观念和均沾侵华利益的侥幸心理。结果自甲午一役之后，日本凭借其地缘优势，越来越以东亚的主人自居，不仅变本加厉地侵略和压榨中、朝两国人民，而且为确立和巩固其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侵略霸权，不惜向列强一一开战。这也正印证了甲午战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的预言：“日本将来的历史，无疑将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作为我们的对手，作战虽然是与清国，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转引自刘岳兵：《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1期）

继中国之后，首先成为日本打击对象的是俄国。由于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迅猛扩张，严重威胁到俄国在东亚的利益。《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俄国就带头发起“三国干涉还辽”，强迫日本将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然而此举不仅没有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反而刺激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推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战争化。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展开一场殊死拼杀。最终在英、美两国的财政和外交支持下，日本成功晋升东亚的霸主，自此在扩张道路上更加肆无忌惮。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接管后者在青岛和山东，乃至德属南洋诸岛的一切侵略权益。翌年，日本提出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1945年间，日本更将炮口对准长期支持、纵容其扩张行为的昔日盟友英、美等国，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共同瓜分世界。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整整半个世纪里，日本就这样一步步走到邻国乃至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对立面，成为人类灾难的最大制造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欧美列强与日本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致此后构成东亚问题的种种祸患，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时今日，从战争苦难中脱身的中国人民和日本广大人民，以及亚洲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一样，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珍爱和平，也更加憧憬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甲午战争之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日本军事帝国的陨灭，清楚表明，战争与仇恨不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长久福祉，唯有和平共处才有可能赢得自身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同时，相关各国也要牢记当年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时刻警惕军国主义势力再度复活的潜在危险。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大势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重走侵略扩张老路的国家和民族，必将作茧自缚，成为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