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3）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 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 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 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 水所以比黎庶，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 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 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勇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 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 则台谏公言其失， 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 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