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模式 构建“三多”型社会

过去30多年，中国模式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面对“三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其特点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在实践中渐进完善；以增量带动存量；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发展。新时期，中国要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强国富民，为此必须构建“三多”型社会，即以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为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要实现新时期的发展目标，现有中国模式需要创新，为其赋予新的内容。

经过30多年的演进发展，确实产生了中国模式。对现有中国发展模式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中国模式的产生和成型有一个演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中国模式是分不开的，其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从未来中国模式创新来说，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等方面，而且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转型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结构转型，况且他们还互相关联。

“中国模式”的四大特点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都在热议“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有不少人将“北京共识”归纳为“中国模式”。其实，“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是一个内容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在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确实创造了“中国模式”，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内容极其丰富，很难用简单一句话去概括它。中国模式有四大特点：第一，威权政体加有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市场经济，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他们是让市场“一只手”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尽量少干预，而中国是两只手推动经济发展。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这只手既没有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又大力引进市场这只手，于是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尽管政府这只手过度干预市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使得未来经济发展成本提高，但她为经济快速发展开道，大大降低了即期的发展阻力。

第二，这种模式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起来的，是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的，而且是被动式的。不是说一开始“中国模式”就很清晰，是走一步看一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过来的。这种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即将走向崩溃边缘时起步的，为了应对危机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中国有5、6亿人没饭吃，几千万精英没有前途，改革开放首先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急迫问题开始的，至于什么模式那时根本没有顾及到。

第三，这种模式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发展起来的。为了在较短时间内突破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和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决策者在生产、流通、贸易、信贷、汇率等领域，普遍采取“双轨制”，比如实行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国有企业实行“一厂两制”，优先支持个体户和民营经济以市场方法配置资源取得发展。结果可想而知，参加增量改革的群体分享的利益远远大于原有体制，于是存量部分也纷纷要求改革，加入新的改革发展行列。

第四，这种模式以最小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稳定，使中国成功地从低收入水平迈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一穷二白”条件下，上边给政策、下放权力，允许下面试，鼓励基层大胆改革。而且，没有条条框框约束，即“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实践看，这种改革是以最小的成本支出换来了经济社会的最大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取代了准军事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破除了搞阶级斗争的管制政体，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传统体制把人分成好几个阶层等级，形成“与人斗、与天斗”的畸形社会氛围。中国模式打破了这种体制氛围，把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都引导到发展方面来，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共识，这是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功。中国模式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起初目的是什么？第一，首要任务是治穷。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要崩溃的边缘，城乡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老百姓要饭吃的呼声十分强烈。要维持社会政体稳定首先必须治穷，只有老百姓有饭吃了，城乡居民才能安心过日子，否则他们会不顾一切冲上街头的。第二是精英要出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存在着几千万知识青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打倒和荒废的一大批干部和教师，他们看不到未来，没有任何前途。中国模式在建立过程中为了调动精英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种让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方式，就是鼓励知识青年考大学，回城办企业，为老干部平反昭雪，鼓励包括村长、镇长、市长等精英们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都能获益，精英们获益后反过来支持改革，推动改革开放。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获得了好处。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获益人群是不同的，获益的多寡也是有区别的。开始是穷人获益多，后来是精英群体获益多，再到最后是核心精英群体获益最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穷人有饭吃，精英有了上升通道。还有好多穷人改变了身份，进入到精英阶层，这是不能否认的。

二是手段。各级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利用公共权力动员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办产业开发园区，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来又积极发展重化工产业。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制度安排，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过度偏斜制造业，结果是消费持续小于投资进而小于生产。在生产能力连续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又鼓励对外出口，由此又形成了大量外汇结余。

三是对象。这种模式面对的是“三少”社会，适应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结构。第一是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多。第二是中产阶层少，低收入人口多。第三是生产多，消费少。目的、手段、对象与模式是密切配套的，去掉哪个都不成立。结论是，现有中国模式是渐进式，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系统，最后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中国模式不能全盘否定，它有成功之处，它将中国GDP总量扩大到全球第二，将数以亿计的穷人变成了中产阶层，使中国人均GDP从200多美元提高到6760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对中国模式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有阶段适应性，存在的矛盾问题也有累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