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模式 构建“三多”型社会 （2）

中国模式还需要继续创新

中国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更好地适应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进。今后，中国要想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构建“三多”社会，即以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为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面对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恐怕现有发展模式还无法适应，必须进行必要的创新，为其赋予新的内容。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使本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当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成功迈进时，以往的发展模式开始失灵，而且仅仅有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际政治事务结构转型的及时跟进。这四个方面哪个方面缺少都不行，像战后的日本、后来的韩国、新加坡，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创新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表明，在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消费在需求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消费占GDP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经济结构转型实质上就是要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2013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7.8%，消费占GDP比重49.8%，其中居民消费仅占36.2%，我国消费率既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显然，偏高的投资率和偏低的消费率，是不利于中国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必须尽快调整失衡的需求结构，不断降低投资率，将消费率提高到合理水平，为中国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为此，要想尽办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居民有钱能消费、有钱敢消费。比如，在宏观上，应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的改革，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所得比例；在微观上，通过税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改革，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另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社会保障补助标准，让他们既能有钱消费，也敢于消费。同时，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拓展消费领域，拆除各种关卡，降低税率，让老百姓愿意消费、多消费。

第二，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将来中国是要构建两个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一个是中产阶层占大多数，另一个是城市人口占大多数。过去我国是农村人口多，低收入人口多，将来当我们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城市人口和中产阶层人口将占社会的大多数。一般而言，橄榄型社会理念与金字塔型社会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市民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提高执政者的社会治理能力。就目前来看，我国的中产阶层人口过低，城镇人口不高，是影响社会结构转型的两大制约因素。根据有关资料，当前我国中产阶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2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36%。而目前，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在60%以上，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77%。显然，中国要想在本世纪中前叶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差距要缩小。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关键是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不流动，底层人群上升通道不畅，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从制度上不断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间收入差距，打通阶层流动渠道，给底层人群创造上升的机会。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断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条件，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和均等化公共服务，尤其是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在医疗、养老、就业、教育、保障房等方面应有权利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第三，推动政治结构转换。随着中产阶层扩大，城市人口增多，老百姓恐怕需要更加扁平化的社会公共权力结构，更加充分的民主，需要更加充分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财产保护权、公共事务参与权、自由表达权利等。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过多的用于同资本结合，做大经济规模，追求高额的财政税收回报，这恐怕难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因为中产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视野更宽，保护自身权利意识更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用传统的、纵向化的管控做法恐怕满足不了他们的新期待。在这种条件下，不是政府想做什么，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是政府怎样做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新形势变化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改变居高临下的工作作风，放低身段，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让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放到阳光下，接受人民和社会的监督，真正做一回人民的公仆。

第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结构转型，都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比如怎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弥补市场不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推进市民化社会的形成、橄榄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的建立？我想应该选择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改革。就当前来讲，可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和垄断行业、城乡二元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五，国际政治事务权力结构分享与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与美国的距离在不断拉近。可以预见，在2020后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获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有利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今后30年，中国要想成长为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依然离不开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想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并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分享国际政治权利，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比如，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权利结构变动中，如何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和软实力，既能灵活地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变革，同时又能培育和寻找同盟改革那些不利于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际准则和章程，更好地为自身发展服务。又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上，需要付出多大的责任和成本，才能为自己创造相适应的国际地位，为此我国还要对国内进行怎样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缜密谋划的。总之，当前和今后，中国要更多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围绕强国富民目标，实现中国模式的创新，为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