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

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志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中共学”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术重镇。从此，哈佛大学的中共学持续发展，一代代学者接力研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费正清

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费正清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共产党的发展，而且为她的力量和前途辩护，这是我每天都要碰到的问题。”1949年10月，他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会议，强调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认为美国对华关系与其说是对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一场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败，不过是“死亡之吻”。费正清把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美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力。

费正清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敌视。由于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各种报道，美国一些民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印象不佳，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极权专制。相当多的美国人把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转移到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想当然地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认为，这种敌视对美国非常不利。由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不理解，美国在犯了“失去中国”的错误之后，又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敌视中国共产主义，错误出兵侵略朝鲜和越南，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他力图使美国政府和公众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

费正清很早就对中共充满信心。1946年下半年，费正清预测共产党一定能夺取中国政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起初，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刚到重庆不久，费正清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是：“战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其后不久，费正清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很有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

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费正清曾据此分析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限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或许可以延缓或者加速中国革命，但我们无法阻止。”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

这一时期，费正清基本上还是较为笼统地谈论共产主义，没有具体区分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没有区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中共领导的革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费正清等学者一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如此，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共产党善于组织发动群众。“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胜”的历史趋势。随着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他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自传中，费正清提到，“在重庆期间，我对中国革命精神、革命号召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刻的认识，确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将胜利。”这里他所谈到的革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