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摘要:裴宜理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共党群关系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概括总结了中共群众工作的“感情动员模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志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中共学”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术重镇。从此,哈佛大学的中共学持续发展,一代代学者接力研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费正清

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费正清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共产党的发展,而且为她的力量和前途辩护,这是我每天都要碰到的问题。”1949年10月,他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会议,强调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认为美国对华关系与其说是对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一场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败,不过是“死亡之吻”。费正清把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美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力。

费正清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敌视。由于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各种报道,美国一些民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印象不佳,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极权专制。相当多的美国人把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转移到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想当然地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认为,这种敌视对美国非常不利。由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不理解,美国在犯了“失去中国”的错误之后,又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敌视中国共产主义,错误出兵侵略朝鲜和越南,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他力图使美国政府和公众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

费正清很早就对中共充满信心。1946年下半年,费正清预测共产党一定能夺取中国政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起初,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刚到重庆不久,费正清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是:“战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其后不久,费正清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很有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

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费正清曾据此分析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限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或许可以延缓或者加速中国革命,但我们无法阻止。”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

这一时期,费正清基本上还是较为笼统地谈论共产主义,没有具体区分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没有区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中共领导的革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费正清等学者一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如此,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共产党善于组织发动群众。“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胜”的历史趋势。随着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他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自传中,费正清提到,“在重庆期间,我对中国革命精神、革命号召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刻的认识,确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将胜利。”这里他所谈到的革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史华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理论主体性

史华慈是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共研究,终其一生,专注中共思想史研究。史华慈在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明确提出了“毛主义”概念,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52年,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编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论证中国共产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史华慈、费正清的“毛主义”论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的创新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列宁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发展。

史华慈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基本性质的判断,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等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战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对华政策的调整,政界、学界、新闻界有过多次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其中重要的问题。当时,政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是莫斯科的阴谋,北京是莫斯科的傀儡。他们担心: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费正清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是毛泽东等人自主开创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史华慈通过“毛主义”概念突出强调了中共革命的自主性。他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是有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有主见的开拓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的自主权”。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共的理论自主性和理论独立性这些重要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革命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史华慈和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由外部传入的,不是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主张不同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而且“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中国性。史华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年,史华慈在《远东观察》杂志撰文《马克思和列宁在中国》,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文化”。史华慈看到了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强调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结合的两个主要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较为全面。

史华慈和费正清在西方学界较早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他们强调了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理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和态度代表着西方学界的认识深度和研究水平。

麦克法夸尔

高层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麦克法夸尔曾是费正清和史华慈在哈佛大学的学生。1960年,他创办了国际学界中共和中国研究权威刊物《中国季刊》,1983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中共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走出了自己的新路。1963年7月,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的《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认为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提出“高层领导的凝聚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势。无疑中国的这种凝聚力非常强,这是使这个共产党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当时国际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麦克法夸尔在国际学界较早讨论了中国模式和中共凝聚力。他研究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过程、经验与教训,他提出:中国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高层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他也赞同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美国政治和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这一重要观点。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