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 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想法。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选择和平、和谐

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论语》:“有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惟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惟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尚书·周书·君陈》)意思是: 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 ,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 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 核心向周围扩散, 周围向核心趋同, 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 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 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他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 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惟包容才能百川汇海,惟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 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 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 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 水所以比黎庶,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 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 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勇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 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 则台谏公言其失, 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 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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