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个模糊认识有碍结构调整（2）

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发达国家是生产不足，而在中国却是生产过剩。发达国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发货币，是因为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发达国家想走回“再工业化”的路子已无可能，因此只能靠增发货币创造需求泡沫，增长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再度膨胀的趋势，才构成了发达国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场危机的格局。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主体仍处在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这就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保留了巨大的后续增长空间。所以，中国完全没必要学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矛盾，而是应该尽快转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方向的结构大调整。

模糊认识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

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说，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呢?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在长达14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又哪来的经济高增长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真心拥护呢?所以，那种认为储蓄与投资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

储蓄率过高就要压储蓄上消费，而继续上投资就会加重生产过剩，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当然提升消费比例并不是动员人们花光所有储蓄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推动城市化，创造出把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条件。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

总之，判断中国是否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是要看是否展开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