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咀嚼120年前那场甲午战争(上) （下）

李慎明：咀嚼120年前那场甲午战争(上)

又是甲午，三个甲午。120年前那场悲愤雄壮的甲午战争赋予了中国所特有的干支纪年“甲午”以特殊的内涵。

笔者赞成这样的说法：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并不是对中华民族完全致命的一击；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才是旧中国滑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决定性时刻。这一次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彻底破灭；中国加快了自己衰败和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尤，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

曾几何时，煌煌大清“天朝上国”有着占全球GDP三分之一左右份额的骄傲，竟然败北于“蕞尔岛夷”。个中滋味，很值得我们认真咀嚼。

1939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新中国成立后，从本质上说，我国的东海从来就没有澄明平静过。近几年，在个别霸权主义国家的唆使怂恿下，日本当局正在企图向军国主义道路上滑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我国东海似乎又重现波诡浪谲之际，回顾、反思12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场令人心酸、心碎的战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珍视历史的启迪，极富现实意义。

一、要社会进步，不要社会倒退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这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作出具体分析，关乎能不能从根本上汲取那次战争的惨痛教训。

笔者个人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可以寻找出许多条，比如在于政权和社会的普遍腐败，在于没有实行所谓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但这些都是根本原因之下的子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之本身。从根本上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内因，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自身的盛极转衰，封建社会制度由停滞不前进而转向腐朽反动。1894年甲午战争的败北，则是由于从1840年以后的这54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即社会经济基础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已经由原来的十分成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社会这一性质的蜕变、沦落，相对于一个成熟的封建社会而言，相对于进步的历史潮流而言，相对于人民对政权的企盼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退步，因而，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反动。从这种意义上讲，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个别人和统治集团的腐败，而是整个社会性质即生产关系的腐朽与反动。人民群众在任何社会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清王朝后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出现，使得最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比先前多得多的苦难和灾难，最终失去对其的信赖、支持甚至是最后的忍耐。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向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方向。蒙古族是游牧文明的生产关系，但金灭北宋，元忽必烈灭南宋，满清也战胜了明朝，从整体上说，金、元灭宋，满清灭明，并不是其生产关系的先进，而主要是宋朝和明朝生产关系中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对其王朝统治残酷和腐朽的强烈不满、冷漠直至反抗所造成。苏联之所以不战而亡，从根本上说，也是苏联党和政权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酿成的结果。

历史由偶然和必然所组成，但必然又往往是通过偶然开辟道路并反映着必然。经济不仅是政治而且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政治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已，但战争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任何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都有不少偶然性因素。我们在分析这些胜负原因之时，一定要具体剖析这些具体的偶然的因素；但任何战争，都植根于丰厚的经济基础之中。如果考察一场重大的战争，不从经济基础亦即社会性质上寻探因根，就有可能看不清这场战争的本质和胜负的缘由。

当然，学术界可能会对上述结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半殖民地虽然使中国主权受损，但毕竟带来了比封建主义进步的资本主义因素。笔者认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对抗着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有着极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其进步性则逐步丧失，尤其是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其反动、腐朽性则更加彻底显现。这恰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840年后，用坚船利炮从外部强加给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正是在殖民主义蹂躏下的依附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相对于独立、完整的封建主义而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历史进步性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凝结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野蛮、最污浊、最血腥、最腐朽、最反动的东西，它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经历着“一切可怕的波折”，却无法“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语）。这些已与原本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变异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因素，使得中国人民失掉了自己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并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枪炮利剑“杀入”中国的这一更加血腥、更加反动的生产关系，既扼杀了我国明末清初就萌生的原本意义上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幼芽，又在民族与人民的苦难中，开启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篇章，催促了1949年一个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得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走到了人类历史的前列。而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则仅仅是充当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而已。中国社会当时的半封建性质，同样是由外国殖民主义和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所主导的。因此，此时的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原来完全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应是主要来源于清王朝的完全的封建社会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大倒退这一内因。从根本上说，离开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看待所有重大社会和国际问题，都将是雾里看花。

中国历史悠久，从脱离奴隶制演进到封建制以后，曾创造了灿烂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技成就，也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实力。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由于比较成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比较稳固的封建皇帝、贵族和地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阶级集团的出现，加上排斥工商业人士的以八股文为主要载体的科举制度完善等，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地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到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中国却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并在明末清初厉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就阻碍了明末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逐渐沦落为历史的落伍者。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并签订城下之盟。此后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之下，一盘散沙式的大清帝国节节败退，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的枷锁，不仅阻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性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这54年间，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状况、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必然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要研究甲午战争败北之根本原因，就必须对此加以研究。现在，社会各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从阶级分析方面的探讨，看到的却不多。笔者在这里先谈一些很不成熟的陋见，以期抛砖引玉。

笔者认为，当首先研究当时的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因为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是当时大清帝国的主导阶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则是不同国家及其政权之间的较量。人民群众只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财政收入减少，这一统治阶级便愈加与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广大农民实行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由于阶级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则逐渐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却对反抗外来侵略与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愈加显示出其反动性与腐朽性。比如，1860年因英法战争失败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到了内地，不仅承认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而且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1885年结束的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并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依靠这样的统治阶级，想取得甲午战争胜利的概率几乎为零。

二是研究当时的农民阶级。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贫农。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的主要承受者。所以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0年，即爆发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所罕见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当时农民阶级新的状况的集中体现。该运动制定了带有空想性质的为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创造永远摆脱剥削、贫困的“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后期，又提出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与客观条件就企图把农民运动引上资本主义轨道新倾向的《资政新篇》。尽管这一运动从时段上说顽强坚守长达14年之久，地域驰骋大半个中国，但由于其本质仍是旧式农民战争，加上清朝军队与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围剿，最终必然归于悲壮的失败。这样的阶级，也不可能成为领导甲午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李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