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咀嚼120年前那场甲午战争(上) （下）（3）

二、要盛世危言，不要粉饰太平

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进步，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难以持续发展，永远强大。忧患意识能引发警觉，催生动力，保持进取，奋发向上。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发出盛世危言，可惜的是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大多受到统治者的打压，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著名改革思想家龚自珍首先发出危机的预警。他身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时候，经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已经逐渐呈现出“衰世”景象，然而统治者依然沉迷于“天朝”的美梦之中。龚自珍23岁即写出尖锐批判封建官僚政治黑暗腐朽的著名文章《明良论》；25岁写出揭示严重社会危机的《平均篇》。他指斥“贫者日益倾，富者日益壅”的社会现实，强烈要求“变通”、“更法”、“改制”，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就多次上奏，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再不抓紧禁烟，“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的诗文也充分体现出民族忧患意识，体现出忧国忘身的爱国情怀。鸦片战争失败，使林则徐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升华。自己一心尽忠，但清廷和一些佞臣却一再加害自己，忧国忧民之情使他头发迅速变白。龚自珍、林则徐的忧患发声，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应和。林则徐因禁烟和抗英，还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斥和打击，最后招致革职流放的处罚。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所问世的《盛世危言》指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均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他先后批判了顽固派“不求不学”、束手待毙和洋务派“剽窃皮毛”、崇洋媚外的思想，主张在政治上用宪法和民主，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他批判科举制度，提出师法西学，认为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在司法上，他批评中国的法律，以及法律运用的黑暗与残暴，认为应向西方学习，宽严有制，取外而酌中。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并强烈希冀“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流”，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以抵抗外国侵略。但也应该看到，“商战”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中心和出发点。郑观应认为，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敝国无形”，这远比其军事征服更为严重危险，正因如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极为重视近代工业的作用，认为工业是西方各国“富强之基”，“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反之，纵有丰富的资源，也只能“弃己利以资彼用”。他要求封建政权限制和取消协定关税、内河航行等侵略特权，采取保护本国工商业的税则，积极主张建立本民族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独立的技术基础。虽然郑观应有企图在不触动封建道统的前提下传播、学习西方文化与技术等局限，但其中很多精华思想，正如一道耀眼的闪电，穿越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乌云密布的思想苍穹。十分可惜，对郑观应的真知灼见，从清朝当局到社会各界，人们体味领会并不多。郑观应此时的心境，恰如他早在1884年10月13日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就发出的感慨：“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

甲午战败后，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大声疾呼：“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维新思想家严复在翻译的《天演论》中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唤全民族的觉醒。康有为发起成立了主张改良的“强学会”，“忧时七上皇帝书”，形成了一股思潮，促成了戊戌变法。遗憾的是，变法被镇压，刚要进步，又退了回来。

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不断革新进取，不可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这是120年前那场甲午之战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之一。今日的中国，同积贫积弱的晚清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无穷智慧，不断自我调整，不断探索新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中国在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进取；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应对各种挑战。现在有的人在疾呼新的盛世危言，而有的人却在享受新的盛世浮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强调要增强信心的同时，又多次强调当居安思危。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是要有人看到问题，敢于讲出真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重大复杂的问题上，一定要同时高度重视少数人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