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

我在求学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体系的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美国学者在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很大争论。他们的争论让我也卷入对一些很有意义问题的思考。渐渐地我意识到，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其实必须要在一个比较中西思想传统的视野中看问题，否则认识无法真正到位，无法把问题梳理清楚。可以说，经过许多年的历练，力求以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对待很多重要的问题，最后自己感觉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是可以在哲学结构上找到契合点的。

1、什么叫做契合?

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首先需要确定契合点的含义。根据康熙字典：易经系词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之语;《礼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注】两书一契同而别之，又合也。《辞海》有：“契：投合;契合：融洽、相符”。[1] 同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契-投合：投契、默契;契合-符合”。[2] 引出契合一词的这些出处的目的是说明，这里讲的契合点，是我们在这种词典中发现的它的含义。也即总而言之，契合就是互相不矛盾的。此外，我在此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所能提到的“契合”是具体、确凿的，是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讲的。一层是哲学层次的契合;契合的内容是宇宙认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结构上的相合，在这些方面中国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矛盾的。再有一层是历史的契合，就是当中国遇到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历史契机。这个历史契机或契合一方面是西方私人资本传统世界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形势，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的诉求，中国的革命要到西方寻找“先进思想”这一诉求，这就恰逢其时地遇到欧洲本身风气云涌的工人运动这样的大状况，是这个时刻从历史角度它是一个契机。还有一层是政治上，在政治目的或政治目标上讲，中国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性这一点上是相合的。人民性就是鲜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或是人民的角度对社会提出变革的要求。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的契合，应当说是比较容易说明的。本文在下面阐述的主要是哲学层次上二者之间是怎样深层结构性地契合的。

2、现代三种思潮的关系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深层结构性地契合之点的探求，自然要追溯二者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上的根源。这样会牵涉三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这三套思想，应该可以在话语对象上用简洁的三句话归纳出来;即：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说：受压迫剥削，你就造反;儒家对达官贵人说：你们要善待老百姓，否则他们造反是天意;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说话的对象是有钱人：你们的钱是合法的!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契合，先把这三套思想用三句话进行简洁归纳，是因为今天在普遍倾向上人们的思维具有偏颇性、不符合逻辑;即不是根据学理逻辑，而是出于心理情绪，将中国哲学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其视为势不两立。一方面，似乎要持马列主义观点就得必须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属于封建思想，对它要采取排斥态度。另一方面，似乎复兴儒学就要必须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要首当其冲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待儒家思想曾是怎样的不公平。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两种情况。而同时，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学，都似乎不忌讳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甚至与自由主义交朋友。而从比较中西方哲学角度看，这其实反映的是学术上的肤浅。而这种肤浅的利害关系在于可导致中国今天处于一种难堪的政治。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搞势不两立，等于鹬蚌相争，让渔人得利。这个渔人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而这三者今天所摆的架势，不是理论架势，而是政治架势。政治架势就是它要决定中国怎么走，不是凭理性，而是凭心理感觉。是鉴于这样的状况，中国有一种政治需要，这个政治需要恰恰需要建立在理论上，就是要在学理和逻辑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找到。它对中国有利于平稳度过信仰(政治)危机，具有良性的不可估量影响。

3、反传统也是传统：近代遗留的逻辑问题

其实，中国的信仰危机已延续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还有百余年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至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选取为主要政治思想体系，遗留下来一个思想理论逻辑问题，就是它到底与中国哲学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逻辑需要搞清。其中有几点需要理清其内在逻辑：第一点，革命先革思想意识形态的命。没落的清王朝、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都以“尊孔”作为其合法性的说辞;所以，“五四”之后的革命具有反传统性，要推翻旧统治，提出革儒家思想、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成了一个必然现象。第二点，革命的反传统矛头，现在如果回头去看，它并非是一种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真正二元对立，而是反传统的作为革命势头，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必须看到，革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元素，革命本身是来自中国传统固有性的东西。这样看，“五四”开始的反传统实际是反对维护当时政治统治的文化，所以必然将矛头对准传统思想。第三点，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还需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特定历史形态的维护当时政治统治的文化不应当被视为是同一个东西。这里须有一个区别，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即革命革的是维护旧政治的文化而不是要革整个中国哲学传统的命。这个差别今天应该有一个分别。革命是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有过火是必然现象。但是在理论逻辑上过火了，就不符合逻辑、就说不通了。所以一个符合逻辑的判别就是：革命是必须的，不能因为今天要复兴儒家思想传统就把革命给否定掉。革命是必须的，思想理论的符合逻辑、讲得通也是必须的。这也是说今天要把这个逻辑搞通也是必须的。这个理论逻辑一直遗留到今天需要、必然要在今天厘清。今天呈现的思想意识形态混乱现象就是跟这个问题厘不清有关。厘不清就会陷入迷茫，行动就会出现混乱。

4、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契合点的必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在学理上与操作上有两个层次。在学理上契合，是说在二者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语言的结构上，有构和的确凿可能性。这在学理上是确切讲得通的。至于在操作层的契合则是1)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出现与中国诉求的历史恰逢其时;2)政治方面人民性的契合。在这之上，接着应当看到的是，学理逻辑性的契合经过进行汉语转化以及完成语言转化后的话语与社会现实发生一致性。也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它本身有自己的学理结构与话语结构，到了中国发生了一个汉语转化的问题。它本身的结构乃至其汉语转化之后又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话语，这个转化形成的中国话语跟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一种一致性，是这样也达到这样一种契合。

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以在结构上与中国哲学构合的，需要从五个方面说：1)要先阐释西方哲学传统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的西方语言结构是“一多二元”;2) 然后在与之比照之中阐释中国哲学传统(包括儒释道及其他学问传统)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的中国语言结构是“一多不分”(西方是“一多二元”中国是“一多不分”);3)在参照中西哲学结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思想的结构其实是脱离西方哲学传统的“一多二元”，是既具备“一多二元”又呈现“一多不分”的特点的结构;4)“一多不分”在西方传统相当于“第一问题思维”;[3] 马克思思想与古希腊赫利克立特哲学接近;可以视为属于西方被边缘化的“第一问题思维”传统;5)与西方“第一问题思维”接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多不分”特质，恰恰可作为西方被边缘化的“第一问题思维”在中国得到发展成为主流对待。

通过中国思想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比照发现的结构性差别揭示：恰恰是西方被边缘化的思想、哲学、文化来到中国后有成为中国思想主流的可能。西方的主流思想原在中国是支流，恰恰是被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边缘化。讲清这个道理会牵涉很多概念，如：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一多二元、一多不分、结构差异、第一问题思维、第二问题思维、金字塔结构、心场结构、超验主义、二元主义、形而上学、经验归纳、自由主义结构、学理逻辑性、操作性、历史性、政治性、学理逻辑的汉语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中国话语、马克思中国话语化与现实的一致性等等。这些概念人们都需要熟悉它们的来历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