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3）

3)中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层结构性差别

现在中国学术界引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概念很流行。它是说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之间，在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伟大个人，给这个时间段定义为“轴心时代”。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因为雅斯贝尔斯似乎是说中国和西方出现的是同一种伟大的个人;这段话是这样的：

The concept of the “Axial Age,” – roughly 800 and 200 B. C. E. As he assumes, this was the period in which all major cultures had their most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s “to experience the absolute through the heights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depths of subjectivity.”[10]

这些伟大的个人都“通过超绝的高度和主观的深度经验到了无上权威”。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如果西方是这样一些个人还过的去，但是说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先哲们也是这样的个人，就是错误的。因为雅斯贝尔斯讲的那个人所谓“轴心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哲人所提出的是风马牛结不相及的两个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宇宙观，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那些伟大个人提出的是他们对宇宙之外事情提出的假设，这才是“通过超绝的高度和主观的深度经验到了无上权威”。中华传统那个时期的先哲提出的恰恰不是关于宇宙之外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而是对宇宙之内万物是怎么回事的认识。现在引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特别多，但是从比较哲角度学看，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轴心时代”时间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中国和西方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是同一种发现，那就错了。

问题说到这里，还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结构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谈马克思主义的结构问题之前必须把这些铺垫的问题说清楚。铺垫的问题关键是中西方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别问题。我以为可以说，宗教发生之前人类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基本是一样的。西方也好中国也好，所看到的宇宙都是万物，都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经验层面的认识，两个传统的结构是一样。这两个结构恰恰是在轴心时代发生的差别;也是说，在雅斯贝尔斯指出的那个时代发生的分歧。西方认识的，是超绝的“一”和它造就万物个体的“多”，是一切必须通过“一”才能获得解释，是个三角形、金字塔结构的宇宙。这个结构是附加在人们经验之上的;那个经验层面的认识还是存在的。所以西方人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沿用经验的，非常自然的一种思维。再有就是思想传统主流，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西方是按照三角形的架构去理解宇宙、社会和个人的。相比之下，中国类似于西方经验层次的思维，在“轴心时代”提高、奠定为一种“心场结构”、通变互系、一阴一阳的思维，一直到今天。今天中国和西方都进入了某种后现代阶段。西方出现了很多后现代思想家，后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否定那个三角形结构。三角形思维在西方就出现一种弱化情景。它是直接否定现代三角形结构的思维，，否定现代超绝主义的真理，同时也否定二元主义，质疑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等。西方后现代的这个情况使得传统三角形结构弱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后现代思想人物的从中国和东方寻找思想支持，将老子、孔子等先哲视为西方后现代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来中国找后现代的思想，到老子和孔子那里去找。[11]

今天中国仍然延续着“轴心时代”奠定的“心场结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但由于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今天很多人都在用三角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三角形的思维思考问题就是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用直线、单向的“A决定B”的方式方法思考问题，而不是用互系性思维方式。简单思维充斥于商业广告之中，弥漫在社会生活中。“A”出现了问题，是“B”的原因!非常简单。“得这个病了吗?吃我这个药”;非常简单。这已经变成越来越多的人的简单思维。举例子多得很。

我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在结构上是可以相通的。讲结构是相通的，先要必须讲的是中西两大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异。一方面，在与中国传统比照的时候，那个对自然宇宙进行假定预设的差别;它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观等等一系列西方有那些概念;它是发生于印欧文化家族思想传统当之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完全独立于印欧、自己独立形成的中国哲学传统的。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对自然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与各种组成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上所做出的不一样的哲学解答。就是说西方人设想的自然宇宙是一个什么结构，由什么来组成的，组成的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所认识的这个宇宙是什么结构，什么组成，中国人思考的宇宙组成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这样两方面的一个比照所让人看到的差别。事物由什么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叫做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传统做出的哲学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这叫做结构差异。

4)中西方的语言结构差异

中国和西方在语言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今天是到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时候了。这是由于双方对自然宇宙认识导致的思维方式的结构差异，深深地沉淀在各自语言话语结构之中。比如，学了点英语的都知道“I am a student,”即“我是一个学生”。其实很少有人注意，英语“I am a student,”与中文“我是一个学生”在意义上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同一句话。差别就来自英文这句话和中文这句话的不同结构。英语的“to be”句式是表达“质”的;“I am a student”说的是“我本质地是一个学生”。“本质地学生”是对这个说话者来讲，“学生”是一个不变的“质”的身份。然而在汉语中，讲“我是一个学生”，说的是这个“学生”身份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正在变化的过程，是处在一个学生过程之中。在汉语里，“是”的功能所在是过程性、互系性语言;“是”谓“成”，呈现为联系性结构。而“to be”是呈献现象背后的“质”。所以，“to be”和“是”显示了汉英语言在结构是差别的。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是下意识地存在的，以至中国人对西方人说话的动机不容易一下子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人就更是难以理解。可以说，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神秘的。中西方在理解上都互相有一个困惑，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是到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深层结构差异是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了，是该意识到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结构性的差异的时候了，因为它会引导我们朝着由于误解而发生的危机乃至灾难走去，走到灾难上去。可以随手拈来一个简单例子：“rights”不是权利，跟权利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中国人是用权利来理解西方的“rights”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导致误解，并成为危机，在朝着导致灾难的方向走。

前面已经做简要阐述，相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差别在于：它没有西方那个超乎万物、超绝性的宇宙开创之始。在中国哲学认识上，万物都是互相依赖、分不开地联系的;万物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作为主宰体、作为创世而创造，因此无需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西方人的生活，西方人的个人，西方人的社会事务都是通过那个东西来获得意义的。中国人则不用通过它，中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生活，获得意义的。因此，中国哲学的宇宙不存在一个不需要人类理解的超验东西。上帝这个东西是不可理解的，不需要人去理解而是去信仰的;它是一个超验的东西，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存在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确定性，恰恰不是需要人理解。在中国哲学，不需要存在这种确定性。是在这点上，西方思想贬低了人，中国思想给了人巨大的力量;因为宇宙间没有超越人类理解的东西，这种先验是不存在的。所谓“确定性”，它是指人类无法经验、无法理解，它是静止不变的真理。人类，特别是西方，已经花费一切努力企图理解，却依然没有理解那个东西。两千年了，人类花费大量的努力去寻找这个东西，到今天仍没寻找到，那个东西中国人认为不存在，西方人认为存在，仍然在继续的寻找。

近代其实发生了一场对“天、道、上帝”解读的灾难。西方把中国“天”的观念当成“天堂”理解，中文的“天”被译为“Heaven”的英文概念, 把“道”当成“天神之路”(The Divine Way)理解,当成西方上帝的概念去对待,是这样使得西方误入歧途，把中国想象为是一个具有西方那样至高无上东西的思想传统。一个纯粹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让他去想象“天道”这种观念居然跟万物和人类是互相依赖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怎么会跟人依赖呢?认为“天”和“道”属于上帝那种东西，所以才不可思议。这个情况反映在西方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词典。安乐哲先生说词典是一大灾难，许多像“天”这个例子这样的词汇，一直被认为与它英文的对应翻译词汇是同义的，但实际上它们的意义都不相通。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结构差异，也即汉语词汇在中文字典中的解释根本找不到西方那种至高无上超绝假设的前提。而西方几乎任何词汇都带有那个超越的假设前提所赋予的意义。而且是具有那种超越假设前提作为背景而产生了西方的词汇、语言体系，已经承载与形成着西方人的一种定式思维或思维定式。这个定式思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Heaven”(上天)、“Providence”、“God”(上帝)、“Nature” (自然), Form (形式), Spirit(精神)、”Soul(灵魂)、 Reason(理性)、“the Unmoved Mover”(不动的动者)，太多了，都是这种思维定式!

5)中国的精神和“价值观”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哲学没有二元对立。其学理是这样的：由于没有超绝体，所以万物是互相依存;由于互相依存，就没有割裂，没有孤立、没有散沙状态，任何二物，可做阴阳看待，二者不同却具有不可分割那种不分延续性的联系;由于不可分割，也就没有单向线性因果关系，任何二物之间都是互相作用、互相决定的。所以，对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说，一切偶对方面、事物、过程都是互相的延续、都是不断裂的通变互系。这是在易经当中能找到的。恰恰是这一点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这个学理决定中国哲学是互系性哲学。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概念思维、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中国是通变互系哲学。中国传统1)不相信有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中国的宇宙观是美学性秩序，而非逻辑性秩序;2)讲的自然是“自己然也”，而非西语“nature”这个概念;自然说的是一切都是互依互存，构成的关系是内在而非外在的;3)没有本体论，不相信存在最终无法分割的质体;4)不相信有超乎一切自然而独立主宰体。也可以叫中国哲学是“一多不分”哲学;相对于西方“一多二元”主流哲学传统，它表示 a)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不意味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成就一个不分、完美整体;b)达到和谐的途径恰恰是考虑差别;考虑差别，才不因为差别而排斥，为一己而伤害他人;c)一种心场结构或安乐哲所阐释的“角色伦理”：是承认每一个独特事物都是在自己经验场内与它种事物无法分割的，相延续的，成为一体的;修养，是修养环境敏感性!

关于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不意味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成就一个不分、完美整体，这一点再解释一下。我给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上课，大家都说美国是个人主义，中国是集体主义，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绝对性的。这样是把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了。其实中国传统既讲个人又讲群体。中国的个人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东西。应该说西方是“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中国是个人考虑而已。中国讲的这个集体恰恰是让人发挥个人的才智，而不是牺牲个性。儒家思想传统是主张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跟西方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为什么害怕提集体，就是认为集体就是集体主义，就是与个人主义价值对立的;一讲集体就是牺牲个人，所以要反对。在这个认识上，提集体就是邪恶的。

中国的“阴阳”不能称做“二元”(“duality”)。一讲西方是二元主义，马上就有中国人承认中国也有二元主义，其实是对西方概念没有搞懂。西方二元主义是“dialectic”，中国的阴阳与“dialectic”完全是两回事，因为阴阳不是各自独立、非黑即白那种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任何二物相遇必然是各自独立、互相冲突，而中国阴阳思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系。由于此，阴阳a)是生生不息，不是相害止息，走向末日;b)没有上帝安排设计之下的大目的论;c)没有线性地走向最终目标，没有终结历史观;d)而是螺旋形循环上升的历史观。

所以在中西比较哲学视野中，在意识上会得到太极图的心场结构和金字塔超绝二元结构的差别，这是个空前广阔的大视野，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今天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中西哲学和思想比照，这样比照得出的宇宙观差别的重要，这样的差别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还仍是一种互相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它导致思维方式、价值观乃至语言的结构差别。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哪，中国人在追求，同时因为找不到而在彷徨、困惑;它其实就在《易经》当中。可以说，纵有千条万条可举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尽管去列吧!但是归根结底都会追溯到《易经》去。精神家园就是它展示的那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结构是在相互比照之中彼此发现对方的。“一多不分”恰恰是《易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思想结构。把握了这个“一多不分”，就不难发现，中国提倡的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延安精神，千条万条，最后都追溯到中国的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为最大价值对待，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关系的自然、得当关系作为最大价值对待。中国人为什么有牺牲精神，为什么有舍己为人精神，感动中国的人物知多少，归根结底就是将个人作为是跟这个社会、社区相联系起来对待的，把这种联系看得是很重的。

看重什么，什么就是“价值”。中国人的“最大价值”就源自《易经》提供“一多不分”结构，它就是那个“天，地，人”三才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自然宇宙，它可称为中华文化的密码。《易经》堪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构成一体;它向人们揭示，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顺天命而不乏主动。《易经》是中华哲学思想、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造就了一颗中国灵魂，这颗灵魂化育于《易经》的中国特色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一颗与西方“上帝结构”灵魂不同的 “道结构”灵魂。西方的灵魂、西方的价值都和上帝扯在一块，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崇尚都跟道紧密相连，始终追求的是正道。历代对中国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思想或学派，无不渗透着《易经》的精神。儒，道，墨，法，释，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家，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上世纪的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都无不蕴涵着这样一颗中国灵魂。窥探中国自由主义主张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西化东西，它的心、它的核，还是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只不过其中对西方对自己饱含着误解的成分。

6)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多二元”

以上四个小节，都是为论述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结构的铺垫。没有上面的铺垫，就无法阐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上面铺垫的走向是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作为载体语言的结构上与马克思思想有可构和的确凿可能性。这是个哲学的学理逻辑性的契合点。可能最先能让人们想到马克思与中国哲学为什么契合的，是毋庸置疑地一个现象，即在众多西方流派思想之中，马克思的思想是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表现了比其他学派更能实现在中国大地思想土壤上落户扎根的。也是说，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对话不像其它西方思想跟中国对话那么难。它相对来得比较容易，表现与中国哲学有更大融通性，其原因是在哲学深层结构上说，马克思主义应属于西方第一问题思维。

在第一小节笔者已经交代什么是第一问题思维。典型的第一问题思维者是赫拉克利特。[12]马克思属于第一问题思维的一个明显表现是马克思主义表示认同和赞许赫拉克利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13] 对这段话听得非常舒服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听得非常舒服? 因为它是西方第一问题思维，西方在产生第二问题思维之前是这种思维，在那个阶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它是差别不大的。之所以恩格斯在这里重说这句话，表达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申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向西方第一问题思维的一种回归。这样的回归等于是在深层结构上跟中国哲学的类似结构就贴近了。

马克思主义结构不是一多二元。这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决定马克思思想不是一多二元的，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它的无神论;二是申明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三是它承认世界是变化的，宇宙是变化的，也是恰恰在这三点上，它跟西方主流的思想结构是相悖的。它在这三点上否认西方主流哲学的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也等于否认一多二元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对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本身的异军突起，脱离了西方主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