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4）

a、“内在关系性”与“互相间关系性”

按照这个逻辑，很清楚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或者物质决定论者)和科学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的非一多二元思想结构使得他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二元主义的线性单向决定论者。所谓决定论就是单向的 A 决定B。在西方和中国都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种已经形成定见的说法，把马克思说成是“经济决定主义”或“科技决定主义”。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并非是深奥的逻辑，马克思根本就不持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它的自然宇宙观和非二元主义思维，决定着他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意志论。决定论是一多二元!西方主流哲学“决定论”，是线性单向原因 (causality)的概想;也即，一切事情都他者造成的;更关键的是，凡他者造成都带有法则形式：也即人们平常所说的“只要这样，就会那样。” 这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法则，是一种单线的决定的。是沿着这条线，则产生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这样就把主观的东西，政治的东西，跟现实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分割开来。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原因来自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马克思被误解为持有“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样马克思眼中的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

马克思固然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这个问题很关键，你是讲这两个事物各自独立的，在各自独立的意识上去讲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你还是脱离这两个东西的独立性去讲它们的关系，也即是由它们的关系来决定这两个东西的本身，这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是讲事物内在联系，不是“规律”!一讲马克思就出现好多“规律”的思想，“规律”思想实际是主流的西方思想形态。马克思讲的不是“规律”而是内在的联系。

内在关系性(inner-relatedness)与互相间关系性(inter-relatedness)是什么意思?需要首先区分一下“外部绑结(externally tied)”与“内部相连关系(internallyrelated relations)”。

欧门认为，甲与乙之间为内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所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相比之下，甲与乙之间为外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对于它们所处的相互间关系的独立性而说的。在内在关系上说，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这也是说，你把这二者看成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看成是互相联系的。是由它们的互相联系性来确定这两个是什么，还是由于这俩个是什么来谈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inner-relatedness”和一个“inter-relatedness”这样两个不同概念。内在联系决定，而不是独立性决定!也是说我田辰山是谁，是要讲我是北外的老师，是我和北外的内在关系决定我是谁，而不是根据有个独立个性，我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identity”(质性)来讲我是谁。所以这是内在联系决定，而不是独立性决定。我跟北外构成内在关系，通过内在关系来界定我自己。在内在关系意义上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14]

更进一步，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它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做了那么多的著作，写那么多的文章，资本论写了那么厚实际上讲的都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内在联系阐发他的理论的。因而，必须是在这种景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 Bestimmungen)”这一词的意义。也是说，他所讲的这个“决定”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个“决定”。[15]

马克思是在讲内在联系，不是外在联系!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充满关系的;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样说是具有明晰准确意思的。它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马克思的手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讲抽象的东西，没有把所看到现象看成一个不变的质体那样去进行分析的，是活生生的，是经验的东西，它们作为什么，是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不是各自本身的独立性，而是这些个体在一个整体当中所起的作用是通过这个情况去抓住个体的。而同是这些因素，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外部绑结(externally tied)”的。也是说当人们看到是外部绑结的时候，马克思看到的是内在的联系。马尼科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决不是类似“假如一个女人离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样的原因关系;这个就是单线关系，就是二元对立。它很简单的思维。而恰恰是在表面上是分割的，而在其中看到的是内在关系。这个是马克思所说的东西。

b、马克思的“辩证”是“科学”的同义词

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者。由流行的所谓“经济决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科技决定主义”的说词。这个说词的论据模式据说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正如欧门(Ollman)和萨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说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批评和说过，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了。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经济”问题! 马克思强调，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就会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叉问题的混乱。在一切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诸因素都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组成之内。有些社会里，那里并没有国家。(在这里补一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有个马丁﹒亚克大家如果看看他的书，马丁﹒亚克不把中国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称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说中国的性质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性质。)[16]而且宗教往往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现在中国也兴起大力研究公民社会，这实际是期待或者已经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对待。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公民社会、才有市民社会，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公民或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词汇，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由它所决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当中这些决定关系才是存在的。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科技，是辩证!这个是不能混淆的。

马克思主义讲的科技与我们今天讲的科技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与黑格尔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把他们自己与黑格尔区别开来，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阐述的很清楚。应该引起足够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同义词运用。马克思认为科学就是辩证法，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的(辩证的)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为满足生物性需要的生产、为新需要的生产、再生产和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自身显现的。一方面具有自然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其意义在于单个个人实现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什么条件下的，是什么方式，是以什么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的关系，它确确实实就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的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这句话的意义是相当深刻的。

马克思不可能是科技决定主义者!可以说，是在“内部联系”或“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它的非线性决定主义。正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线性决定主义所以中国人才听起来感觉那么舒服。可能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中国翻译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运用这些马克思的东西是，恰恰由于自己是一套非一多二元思维方式，所以西方二元主义的元素在翻译过程当中被相当地削弱了，也在无意识之中绕过了它。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7] 这就是中国的东西，也就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