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大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2）

二、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理论探讨

第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探讨。从所有制结构方面进行探讨的学者认为，科学发展必须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化的“改制”和私有制经济比重的扩大，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然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声甚高是其结果之一。只有公有制控制的生产力，才是劳动人民控制的生产力，产出的成果才直接属于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在实质上处于主人翁的经济地位，才能获得经济民主的权益。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关系。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程度。而“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制度，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不是依靠人民的经济制度。积极构建依靠人民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发展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7][8]从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贯彻落实好“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理顺国民收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初次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直接决定初次分配关系，也支配着再分配关系。主导全社会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控制者，是这种所有制关系中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注重在公有制经济中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明晰和规范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责、权、利关系，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的保值增值与管理者、职工个人收入的总额挂起钩来，在促进公有资本保值增值前提下实现按劳分配；在公有资本控股企业中，合理地确定按股权分配总额和按劳分配总额之间的关系，促进初次分配关系既适应市场经济，又能体现按劳分配；逐步发展农民自愿组织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进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中，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方式，促进改善劳资关系和分配。[9][10][11]从公平与效率关系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要求效率都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就利润率而言，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公平在内涵上有多重具体含义，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不同，衡量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尺度就不同，因而分配公平的内涵也不同。在我国，既存在着用按劳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劳动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又存在着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与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统一。在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统一。[12][13]

第二，关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贡献率、增长源三大转变。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是要提高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转变是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特别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经济增长源的转变是要提高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使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为此，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对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实现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14][15]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技术进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但对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从国外大量引进本国没有的一般性的先进技术，实现了技术的长足进步，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基本掌握世界上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取得和采用高新技术的历史阶段。不管是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克服高新技术的引进困难，满足国内市场对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还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外贸持续发展，都需要进行自主创新，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具备进行自主创新的必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基础。[16]另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是充分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方式。应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升级，只在涉及国防安全、我国已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国外没有的产业领域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并且新产品和技术研发要尽量采用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17]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是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人力资本高度短缺、技术创新效率低、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缺乏金融支持，因此，我国不应采取自主创新的增长策略，而是继续坚持基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18]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人口发展、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应相互协调，必须重视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但对中国如何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应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减少人口总量，从而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优化人口教育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资本与劳动配置结构，优化人口的地域分布结构。放宽或放开二胎不能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男女失配问题，老龄化对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有利的，加速人口老龄化有助于提高老年保障水平。[19]另一些学者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虽然能使人口老化的程度得到一定缓解，但不利于解决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劳动就业的压力，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20]

学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仅在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按劳分配的实现，从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充足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公有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种制度既通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克服作为辅体的私有制经济的弊病，又可适应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21]

我国落实科学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和完善管理制度机制，核心在于构建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依靠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构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附加值空间狭小、资源投入粗放、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约束。虽然为解决我国丰富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否则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扮演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的角色，始终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经济发展圈的外围。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执行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22]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早日把中国打造为“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23]

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还需统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科学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充分和自由发展，因此，为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也需要像物质生产一样转变人口生产观念和实施生产计划。根据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人口发展现状和科学发展要求，我国的计划生育宜采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政策，并采取差异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规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以提高我国人口素质、达到最佳人口数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