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为什么敢搅乱东北亚安全局势

一、“战犯政治”的延续

安倍内阁的政治右倾化是和日本战后的“战犯政治”体制相关联。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了投降书。根据盟国“赫尔5·9备忘录”的规定[2]：日本的本州岛中部由美国占领；苏联占领本州岛东北部和北海道；英国占领本州岛南部；中国占领日本的四国地区。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落实。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出于“冷战”的需要，决定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这就为日本战后的“战犯政治”埋下了隐患[3]。

美国占领日本后，驻日美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了“去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他逮捕战犯，进行东京大审判；废除军队，解除政党禁令；实行土地改革，解散军国主义财阀，铲除日本军阀的经济基础；制定和平宪法，剥夺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利。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整肃进行了三年，处置了28名甲级战犯，解散了18万旧军人，对1300多个军国主义团体进行了处置，涉及人数约22万人。应该说这次“整肃”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对日本社会的改造是不彻底的。第一，对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没有进行清算，日本人仍在怀念“昔日的辉煌”。麦克阿瑟甚至认为，“日本天皇比二十个机械化步兵师还重要[4]”。对天皇战争罪行的包庇，就为日本政坛逐步向右转奠定了政治和社会基础。第二，出于反共反苏反华的需要，有意包庇部分战犯，有的提前释放，有的后来病死或自杀，有的战犯根本没有批捕，这就为日后右翼势力的翻案留下了空间。第三，解除政党禁令后，日本出现了各种大小政党，一些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和军政要员乘乱重返政界，他们打着亲美的旗号，控制日本政治，其中的吉田茂、岸信介、中曾根康弘等人，还先后担任了日本首相。这就为日本政治向右转奠定了干部基础。第四，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撇开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这就为日本政治向右转奠定了军事基础。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漏网战犯先后担任了日本首相或其他要职，不断推动日本政治向右转，人们把日本政界的这一现象称为“战犯政治”[5]。

“战犯政治”现象对日本政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安倍晋三两度担任日本首相，第二次是在2012年上台的，他不仅是日本自民党的党首，而且在四十六届议会选举中获胜，出任内阁总理(首相)。他虽然出生在战后的1954年，没有赶上参加“昭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却是个漏网战犯。1960年1月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安全条约》。日美军事同盟使岸信介政权沦为反共反苏反华的马前卒。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期间，推行反华政策，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另一个漏网战犯中曾根康弘也和安培家有着亲谊关系，在他任日本首相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企图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推翻战后体制，强调“要加强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6]，从而在日本掀起了第一次“修宪风潮”。安倍本人在日本政坛混迹多年，受家族和社会的影响，其价值观和安全观充满了极度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因此，安倍政府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恢复“正常国家”为幌子，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将中日岛争、韩日岛争推向极端化，并加强向俄罗斯南千岛群岛的追讨行为，搅得四邻不安，正是这种价值观和安全观的具体表现。日本政府还力争在今年完成修改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以取得“集体自卫权”。安倍政府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把中日关系比喻成1914年的英德关系，强调“贸易关系没有阻止战争爆发”[7]，隐喻中日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战犯政治”对日本政坛的渗透，已达到根深蒂固的地步，离复活军国主义只差“一步之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