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破坏的考辨 （2）

革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面对近代中国的破坏，有人说，不用去管它，心甘情愿地做个殖民地，中国也就实现了现代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罔顾世界发展大势的虚浮之论。

世界大势是什么？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在相继征服美洲、非洲之后，又通过鸦片战争实现对于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征服。至此，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亚非拉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国际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富强的大国来与他们争夺资源和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说国际资本从来没有在中国搞过建设。比如列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造的“飞地”和在东北铺筑的铁路，都曾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繁荣，而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对中国进行金融控制、资源掠夺和军事侵略。1926年，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豪华大楼在天津落成之际，就被英国驻华公使夫人称为停泊于中国的“一艘巨大的金融战舰”；日本侵华期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一直是日本的所谓“野战铁道部队”。对于问题的这一实质，西方列强有时是并不回避的。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曾公开扬言：“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只有被剥削、被奴役的份儿，又哪里谈得上现代化呢？

当然，这类伤害民族感情的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多大的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救亡图存、发奋图强，才是中华民族的执著探索。在这一进程中，有过不少采用平和手段的尝试。洋务救国、改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曾发出过闪亮的光彩，然而又先后归于寂灭。这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举措都奈何不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破坏者。而奈何不得这两大破坏者，中国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永远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于是，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进一步说，即使是近代中国的革命者，革命对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说，都是万般无奈的最后选择。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的第一选择却是“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即在体制内解决问题。1894年6月，他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强国方略，被置之不理。迫不得已，孙中山才在同年11月组织兴中会，明确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使在投身革命以后，孙中山也是将矛头主要指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对于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经历了帝国主义的一次次冷遇、欺骗和打击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阻碍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仅有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因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

当陈独秀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时，起初同样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宣言”，公开声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据此，陈独秀曾撰文称颂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好人”。然而，中国的合理要求却遭到列强拒绝。非但如此，列强还竟然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夺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无耻的强权，再次使中国人从“公理战胜”的迷梦中惊醒。正是因为这样的沉痛教训，才使得陈独秀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泽东也曾是一个平和派。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要向强权发起“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直到1920年，他的认识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这样倾诉心曲：“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工农运动上，对掌握革命武装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革命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短短3天的时间内，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暴力，教育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拿起了枪杆子。

当然，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强烈的社会震荡，必然要带来这样那样的破坏。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则是对于破坏者的破坏，为建设扫除障碍的破坏，孕育着新生和希望的破坏。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如果我们只是指责革命的破坏而讳言反动暴力的破坏，而且拒不承认首先是因为有了反动暴力对于国家、民族的破坏才有革命对于反动暴力的破坏，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违背史实、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