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破坏的考辨 （3）

革命者是热诚的建设者

早在20世纪初，针对改良派攻击革命“破坏一切”的谰言，孙中山指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纵观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破坏而革命，几乎都对建设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殷切的期待。

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解职之后明确宣布：革命已告结束，从今以后将专注于建设和民生问题。即使是在革命失败、建设告吹以后，孙中山依然不曾忘怀于建设。1917年—1920年，他完成了著名的《建国方略》。这本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描绘了一幅工业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建一个大港，在长江上游建设三峡大坝，让火车开进西藏等等设想，就是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则从来都不曾简单地将历史划为“破坏”与“建设”两个阶段，从来都是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努力地建设新世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搞过调查的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就是 “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这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搞得热火朝天。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在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后，也搞了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在成为苏区以前，全县仅有15所小学和一些私塾；成立苏区以后，“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更为积极，每家悬挂一识字牌”。这一巨大变化，使国民党的调查者颇为感慨，认为苏区文化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

1940年1月，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就以高远的科学预见描画了战乱中国的光辉未来。《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文献，既是对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总结、前景的展望，又是我们党在此后建设解放区以至创建新中国的根本指南。

政治上，当年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就是实践人民民主的成功创造。恰如在延安深入调查的美国记者冈瑟·斯坦所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经济上，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文化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益深入，诞生了指引中国走向光明的毛泽东思想；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地升华到新的高峰；革命文艺工作者、进步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创作的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构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星空。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每一座将要解放的城市，中国共产党人都精心谋划怎样才能为日后的建设保存更多的物质、文化基础。为此，我们以最大努力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此，我们在解放上海时严令不得使用重型武器。而在解放每一座城市之后，我们更是以惊人的效率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居民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及各项社会事业。

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清除中国建设的最大障碍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更是以踔厉风发的姿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壮阔进程。如今，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中国已经傲然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有人说，“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这种论点在举国上下同心追梦的火热现实面前显得何等苍白，这种心理又与中国人民的豪迈情怀相去何远！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迅猛发展与旧中国百年艰难坎坷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领会近代革命对于国家、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洗雪了百年耻辱，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前景。历史雄辩地证明：革命是建设的序曲，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照亮国家、民族前途的火炬，是人民告别苦难、驶向幸福彼岸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