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及其效果预期（4）

根据以前的这种情况，因为户籍制度改革，考虑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要想清楚，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原则、方向要想清楚。第一个原则，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要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里面我略微解释一下，公共服务，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的居民有公共服务，医疗、养老、教育等等，这是基本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你要享受非常高的公共服务难度确实比较大，当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距最大的，我自己讲，就是黄土高坡到北京，应该说我们农村也有公共服务，农村也有养老服务体系，但是标准非常低，在养老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没有合并之前，农村的养老一个月就是50块钱到60块钱左右，城市居民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但是企业而言，企业的养老，像上海现在将近3千多块钱左右，这个差距一个月从50几块钱到3千多块钱，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而言，中国公共服务水平最高的可能是北京、上海，目前以不同的口径来测算，如果换算人民币的角度讲，北京和上海一个户口的含金量最低也是50万以上，而在黄土高坡这个户口的含金量可能也就几万块钱，所以差距而言可能十倍以上。

但是中国如果每一个地方都享受像北京这种公共服务的水平，可能是很难支撑的，因为北京的公共服务摆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北京市的财力比较雄厚，北京市自己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就有3700多亿。所以北京而言，户籍人口只有1700万人，有3700亿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中央部委，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用在这方面的钱。而像河北，就是北京周边的，河北有7千万人，但是他的省级财政收入只有2千多个亿，所以你想人口多、财政收入少，北京人口少、财政收入高，所以这个背后体现在这个地方有户籍的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会比较大。所以如果全部按照北京这个标准而言，中国国家的财力可能支撑不起，就是我们提出来，我们要推动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使我们降低这个标准，我们看齐。事实上在欧洲，我们讲希腊这种国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财政收入并不充足的情况下，采用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一个政府基本上快破产的阶段。这条路，因为中国毕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这个实力达到，我认为第二个角度讲，也不宜提倡高福利的角度，所以我们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保基本，兜底，不能保大家衣食无忧，大家可能一天到晚到地中海度假，这种方式不能鼓励，要提倡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尊重群众意愿。因为推出户籍制度改革，事实前几年有些中小城市早就放开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很多农民不愿意进城里落户，我到一个地级市去，我问他们的地方官员，他们告诉我，去年他们只有3个农民落户到城里，农民为什么不愿意落户？因为农民是务实的，他是看到眼前利益的，他们认为在中小城市落户还不如守着自己家里一亩三分地，有宅基地，有宅基地使用权，有耕地的承包权，用我们专业词汇叫用益物权，就是使用的权益带过来的物权。

第三个，他们有村集体的承包权，村集体的财产分配权。当然村集体的财产分配权对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而言基本上没有，主要集中在城郊村，比如北京周边像朝阳、海淀城中村，他们而言每年通过村集体分派的红利就非常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愿意，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尤其中小城市户籍，放开感觉含义不大，当然如果要把北京、上海的户口面向全国的农民都放开，我估计可能很多农民就进来了。但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承担不了，同时从一个中国空间合理布局、人口科学分布的角度讲，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口都装在北京、上海、广州为数不多的几个篮子里面。所以尊重群众的意愿，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搞强迫式的方式通过农民来做。

第二个原则，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辽阔，每个地方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我们既有北京、上海，同时有贵州、有甘肃，也有南疆，这种地方发展的阶段和状况完全不一样，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产业支撑的水平也不一样，如果采取完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那是不成的。所以中央就采取了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式。区别对待主要体现在什么概念呢？要推动不同城市采取不同城市落户标准。

举个例子，这次中央对于人口角度讲，对中小城市基本全部放开户籍落户的限制，只要愿意来落户全部放开，对大城市合理确定城市的承载力，采取这个使用一定的标准，主要是以有工作和住房，这个住房可租可买，都可以标准，当然也可以采用你在这个地方交社会保障这个标准。但中间又分几类，那就是说你在100万以上的，到300万之间的，可能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最长不能超过交生活保障3年，就是说你在交社会保障了、社会保险就可以落户。第二个，有300万到500万的这种城市，可能而言不能超过5年，就是说最长不能超过5年，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要求最长不超过5年他就能落户。这种落户背后，当然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可能严格控制了，采用积分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