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地区我们测算一下，按照现在的价格，估计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概在17万左右，中部和西部地区大概10万左右。所以我们来算，如果有1亿人，我们一个平均值，每一个农民落户到城市里面，我们政府要掏的钱估测而言，说一个大数比如15万，那如果1亿人进来的话，就要15万亿，这笔资金还是比较大的一笔资金，而且这笔资金要开支在2020年以前就要开支，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年分摊到2万左右，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要知道，我们去年整个财力才10几万亿全国的总财政收入，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而不能过于快速的推进。
第二个方面，作为农民本身而言，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一个农民进城，主要承担两块的成本，第一个，要承担他自己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这块的支出。第二个主要的开支，来城里面要有房子，当然租房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还是希望买房，当然我们现在有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各种保障房系统，但是即使这样他也需要租金，如果买的话我们平均估算了一家三口平均每一家一套房子30万，就意味着一个人要10万块钱。这对于农民的资金也提出要求，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的农民大部分收入还是不高的，大部分农民家里头没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可能10万块钱拿出来对他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所以我们通过时间换空间，不要搞大跃进，要积极稳妥的推进。
当然还要规范有序，因为要想农民落户到城市，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很重要一点，规章制度要明确。举个例子，目前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可能提出来要搞积分制，因为这个权力中央政府在政策中间没有明确规定，把这个权力放给各地的政府来负责。上海市在2002年开始搞积分制，他提出来居住7年以后可以解决上海户口，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到2009年的时候上海通过积分制解决多少人落户呢？解决了3千人，没有上海户口的常住人口有1千万人，如果按照3千人一年来解决的话可能要3千年才能解决这个市民化的问题，解决这个落户的问题，我相信我是看不见了，各位估计也很难看得见，这个时间太漫长。
第二个，不光广州、上海、天津出台积分制的城市，基本上选择的都是优等人才，比如高学历，博士、千人计划，比如说高职称，还有一个角度讲，在这个企业纳税，也是高收入，基本上总体原则“三高”人群来集中。这些城市里面需要的岗位，比如说保姆、餐厅的服务员，因为他都不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也就没有办法落户，也没有办法通过积分制的方式来落户，这部分人数量众多，城市离开他们也玩不转。我们都知道，每到春节期间，生活在特大城市的人们就感到生活极不方便，因为一个城市中间既要有高端服务业，既要有高富帅，也要有屌丝，是城市的两面，我们要客观认识到这个现实。所以对于积分制的这种方式，可能考虑不但要求学历的角度，还要考虑别的方面，我们个人认为，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稳定有工作，他能够交多少年的社保、保险就要考虑他落户，当然中间可以采用一段时间缓冲，落户时间可以借鉴国际的一些经验。比如我在这里5年、6年、7年以后可以转为户籍人口，中间采用居住证的制度，而且居住证的制度中间可以附带一些公共福利，当然确实户籍中间可能有一些差距，但是总体而言比现在的角度可能有很大得劲不，这样采用缓冲的方式、规范有序的方式，明确标准、明确规则的方式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第四个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要统筹配套，推动基本保障。户籍改革实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牵扯到养老，说我们养老体制改革，牵扯到教育，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医疗，医疗体制的改革等等，农民落户中间又牵扯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宅基地怎么流转，耕地怎么流转，农村集体财产分配权怎么流传，都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所以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表象背后的关键是各种配套政策要跟上，所以我一直要把各个点的政策勇于突破，要统筹配套。所以这次明确讲出来说，当前改革在农村里面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大的动作之前，农民落户明确提出来三权要保障，就是说他以前农村里面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农村耕地的承包权，村集体财产的分配权，这就是农民现在很在乎的这三个权力，要保障他。在保障他这个权力的同时，他要落户，之前有些地方，落户过来以后我就把你这三个权力收起来了，所以农民自然没有积极性，因为农民认为我有宅基地、有耕地更靠谱。这次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中很大的亮点就在这一点，就是要保护农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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