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发展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2）

普世主义立场事关道路自信

站在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各种价值都各有其合理性，各种价值内在是平等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普世主义是不成立的。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有高低上下之分别，比如民主高于专制，自由高于奴役。一旦价值可以分出高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高等的价值理应压倒低等的价值。这个过程便是文明的演进。

在承认价值等级论的前提下，加上对自身掌握了高等价值的确信，就会形成普世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会导致用高等的价值改造仍然被低等价值统治的人群的冲动，哪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应该根据高等价值消灭低等价值吗？但凡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的人，都会给出肯定性的回答。比如印度教在传统中有一个称为sati的习俗，即男子死后，遗孀要跳进火化遗体的火堆里殉葬。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落后的、野蛮的价值。在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制性地废除了这一陋习。关于这一具体的举措，恐怕最激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士也不能不表示支持。

西方价值观念有优越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借助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摧毁旧的封建宗法，促进人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高低上下也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最高等级的价值会被另一种更高的价值替代。相对于中国旧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一些非西方社会中的落后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高等的、进步的，但它们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出超越其局限性的、真正的民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批判和对其最终崩溃的必然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何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更高等的价值，处于价值等级体系的顶峰。而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来说，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神圣的”财产权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异端邪说，所以美国的总统们在正式讲话中经常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借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一些失败的历史而对共产主义总体上进行污名化的策略，在这个论述逻辑中，美国价值观因为成功对抗了这两种实际上相去万里的主张，而获得了合理性。

在对价值理念进行高下区分的问题上，既有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的一面，也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的部分，这便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命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中国调整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资本主义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论”被炮制出来。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谁胜谁负”再次成了需要讨论和需要时间检验的问题。

可见，关于价值的高下优劣的争论，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争论在当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最直接关乎两方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之所以坚持清晰的普世主义立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优的、普世适用的，甚至不惜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推广其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价值、美国道路的自信乃至自负。当然，这并非美国霸权主义的全部原因，但必须要承认它是部分原因，至少这种普世主义姿态为其霸权主义行径披上了道德的光环。

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会将全球的人口和资源都拖入其发展轨道，为资本积累服务，最终摧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斗争。

如果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确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能够做到坚持“三个自信”的话，那么就必然要秉持普世主义的立场，成为普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