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分析属于“削足适履”
近些年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应该看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都提出了非常有见地有水准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转型急速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有其相对特殊的逻辑和机制,某些数字或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经济含义,简单地凭借某个(些)现象就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不可避免地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经济衰退、崩溃的各种预测之所以“失手”,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数据与事实部分地回答了中国增长奇迹的话,更深层地“解答中国”,就一定要引入现代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制度。自从科斯和诺斯等把制度引入经济分析以来,在当代经济史和经济增长分析中,制度变迁既是理解一个社会(经济体)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观察不同经济体间可资比较的视角。
在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各种论调中,细究起来,总会发现其背后思维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标准化了的“制度范式ABC”,再以此拿来分析中国,其结果是发现中国是不完全“合辙”的。在这方面,他们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不愿去放弃他们手中标准制度的“鞋样子”,由此推断出中国当下“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引入崩溃之类的高论了。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越具体经济增长情境的标准“制度范式”,脱离现实经济发展阶段,来谈论一种制度的“优”或“劣”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制度的适用性和可塑性或称可改革能力,就是能否让体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让体制能够及时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经济发展阶段。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特有的“雁阵机制”能缓冲成本压力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短期需求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能力、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改革等。从增长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或停滞带来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GDP增长唯一可靠的源泉。如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将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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