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成本条件变化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影响也会温和得多。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作生产率改善空间,中国内地发展可能是中国增长模式平衡转型的天然渠道。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中国内部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1倍,按目前发展速度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水平。近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中国在两个经济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连接世界市场的巨大加工平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5%,出口更是占了全国的90%。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在持续加速增长。这说明随着沿海地区成本条件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正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对中国下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强。
“坯子”已成形,但仅是序曲
过去30多年,中国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成功避免了数次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中国政府有智慧也有能力应对自身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以及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关键和具有说明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阶段上应对变化的需要,从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都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Ranis教授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在改革上可以说做到了“持久的可塑性”。中国能够不断推进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长期化,通过保持体制灵活性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就是把制度创新放在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经济的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行政区政府被赋予本地经济发展的责任,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早期的欧洲。今天的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城镇化“摊大饼”等与此有关,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此。目前中国政府已淡化GDP竞赛,随着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改革意识空前高涨,蓄积起来的改革力量空前强大,地方政府将展开新一轮的改革锦标赛,这将是一场制度创新的竞赛,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知易行难”问题和“既得利益”格局有望打破。
中国在30年全球化环境下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是序曲。有人把今天的中国比同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全国最多的黄金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婴儿潮孕育着的全球最大潜在消费……,今天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产能和农业人口市场化带来巨大消费潜力……当时美国人干对了三件事——执行马歇尔计划,输出产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树立美元霸权;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启动。回首36年的发展历程,“一路荆棘,一路花香”,未来的道路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政府强调坚持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凝心聚力,不畏险阻,只要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定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演绎出一篇难得一见、精彩绝伦的古老民族再次复兴崛起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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