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与教育、卫生等有形的国家公共产品相对应，胡鞍钢将国家制度玄妙地比喻为无形的“新鲜空气”——看不到摸不着，人们却每时每刻都处在它的管理之中。他用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详述了中国国家制度这一国家公益性产品的渊源和现代化进程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班宣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半年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率领几个青年学者拿出了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他说，西方讨论国家治理从来不用现代化的说法，因为它就是现代化，但中国不同，必须与国家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赶超并创新一种新的现代化的道路。

“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

先一体后多元的中国国家制度

1924年，孙中山将旧中国归纳为“个人自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指出“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正因如此，毛泽东创立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央决策权集中，统一财政经济体制，人民解放军统一建制和军事指挥，地方政府均服从于中央政府，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非苏联采用的多民族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为了强调一元化领导，中国不搞两院制，政协不是上院。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

这种体制让中国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举全国之力，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种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和个人决策机制的天然缺陷，也导致了“大跃进”、“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经济也随之多次大起大落。胡鞍钢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在制度，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