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中国话”应该怎么说（2）

怎么办?以中国实践为体的同时,还要以西方理论为用。为用不是套用,而是批判地利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和西方理论形成“二阶连续性”,而不是“一阶连续性”。

人类的知识体系就像一棵大树。元知识是根部,基础理论、中层理论构成主干和枝干,而具体理论则是枝叶。一阶连续性是理论观点的套用,就是试图将中国的话语嫁接到枝叶上,成为西方话语的附庸。二阶连续性,则试图在根部和主干上实现沟通,对于具体理论观点批判甚至推翻的同时,却并不否认其更为深层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

政治学者王绍光最近提出了中国的“代表型民主”,可以说是中国话语构建过程中如何和西方理论形成二阶连续性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一个概念在挑战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同时,却又不挑战民主理论,反而是丰富和发展了经典民主理论。

当然,强调二阶连续性并不是完全排斥一阶连续性。西方的理论体系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非常多元,许多西方现成的理论、流派和中国实践高度契合,确实不妨拿来就用。

另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精神资源。对于现代中国话语构建来说,更为重要的命题是传统话语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资源,而不是当代实践多大程度上诠释了传统话语体系。用古人话说,当代中国面临的是六经如何注我,而不是我如何注六经的问题。

中国话语与传统话语的关系要超越长久以来的批判/继承的二元对立叙述。中国话语并不需要通过批判抑或继承传统来确立自我的体统,而是需要汲取传统营养来丰富自身。中国话语要通过对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但是中华文明返本开新、谱写新篇的需要；也是传统话语影响当代中国实践,贡献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是有其道统传承的。中国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双重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改革开放,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路,并把其总结提炼为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