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中国话”应该怎么说

中国话语构建应是以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为“体”,马为中用、古为中用、洋为中用的“一体三用”。

甘阳有“通三统”之说,认为中国当代社会中有三个传统在相互碰撞,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另一个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与此三统相应,论者也多以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分野。

三统如果能通固然很好,但是事实上彼此相隔。何以故?根本不立。光说三统,不明其体,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说各有各的源头和流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难以交汇。许多人都力图寻找共识,殊不知,当下中国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中国的巨轮既不会沉船,也不会掉头,或者改道,而是按照自身使命所昭示的历史轨迹乘风破浪前行。

目前,在我们在大学里讲授的社会科学,不论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绝大部分是西方学者构建出来的,几乎看不到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其实,西方的理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代西方话语体系构建经历了两三百年时间,各种理论提出都不外乎着眼于解决西方社会的问题,并反映西方社会的独特实践经验。同样,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也只能立足于中国当代伟大实践。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经济政治体系,同时,当代中国文化也具有很多中国元素与中国味道。中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西方话语)体系的未知水域,反而是社会科学发展大大滞后于实践。

因此,要通三统必须先将理论和现实的“头足倒立”再次倒过来。不论从哪一统出发,都必须先承认当代中国实践这个体,三统存续与开新在于成为附丽于中国实践的用,在于为理解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引导中国未来提供精神资源,而不是试图从三统出发来倒过来推导中国现实,那无疑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面对着一个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过二三百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和精细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而且即便削了中国的足,也未必能够套上西方的鞋。与此同时,西方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如果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显然不但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还会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