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欧洲的改革,中国相对成功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时的口号便是:变革。欧洲债务危机以后,政界已经达成改革的共识,其重点针对过度的福利主义;中国的全面改革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当时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意识形态挂帅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可能是相对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基本没有遭遇欧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解决了很多问题。如今,美国改革遭遇的障碍恐怕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否决点太多,很难进行实质性改革。在欧洲,政客如果提出根本性改革,往往要下台,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德国之所以现在经济状况较好,是因为施罗德执政时进行了福利改革,但他后来便下台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改革和西方民主之间的矛盾。
美国改革不成功是资本力量过大,欧洲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则是社会力量过大
中美欧改革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我自己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一个国家有三种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决定了改革的命运。
在美国模式下,资本力量过大,压倒或左右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最主要的标志便是根据2010年和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机构和个人的竞选捐款不再有上限。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玩得上瘾,是戒不掉的。
如果说美国改革不成功是资本力量过大,欧洲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则是社会力量过大。虽然欧洲的资本力量也很大,但不如美国,欧洲是社会力量压倒了其他两股力量。在欧洲,民主犹如一种宗教,许多具体问题都靠民主解决,其中的假设便是越多人参与越好。用中国人的话讲,欧洲光有民主没有集中,难以形成改革的合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资本力量基本不存在,社会力量太弱,政治力量过于强势造成了“文革”等悲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了,社会力量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现在有了互联网传播——政治力量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中性和强势。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政府几乎都是比较中性、强势的。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领导人需要有担当,否则做不了事情。中国的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之后,已经对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压力和制约。我认为,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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