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融改革领先于其他改革（3）

改革应侧重于经济金融的当务之急

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中国这两大价格改革都能成功,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将获得很大改善，但就怕改革尚未完成，危机却已经降临。当今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全社会债务的膨胀和企业盈利水平的普遍下降，这会导致经济无法良性循环。尽管大家一度担忧的地方政府债务膨胀问题，并不会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理由是地方政府充其量是一个“分公司”，只要“总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依然健康，则偿债能力应该不容怀疑。而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的资产规模包括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及众多国有企业等，应该是全球最富有的政府，故地方政府尽管债务增长极快，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总余额相对于总资产而言，规模还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在现有体制下，非市场化的融资需求占比较大，如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并通过各种形式来举债，且由于地方政府几乎不能自主发行政府债券，加上对利率不敏感，导致融资成本较高，此外，传统的周期性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也较大，如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不少企业已经成为僵死企业，需要不断给予融资才能维持生存。由于全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全社会的融资主体时，民营经济的融资规模就被挤占，而且，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潜规则，不仅导致全社会资本被错配，资金短缺还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因此，利率市场化初期固然会导致利率上行，但就目前看，利率上行的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债务水平的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溢价提高，而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膨胀是利率上行的主因。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20%，远超美国，这很容易触发金融危机。

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导致每年的利息支出非常惊人，估计地方政府这几年的每年利息支出就超过1万亿元，而全社会的利息支出将超过5万亿元。由于很大一部分非市场化的举债投资并不会带来相应的现金流，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债务人需要通过借新还旧来保证其资金链的不断裂。因此，今后社会融资需要依然非常大。这些年来，GDP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但M2增速却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这说明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在加大。故当务之急是，既要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又要降低全社会的债务增速，这才不至于让债务问题继续恶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适度打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这才是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因为彻底打破不仅不现实,而且会直接导致债务危机。

打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就意味着打破潜规则，让隐性风险显性化，银行名义坏账率水平显著上升。但同时，由于打破刚性兑付，则风险溢价会上升，对社会的资金需求会下降，最终会让社会的平均利率水平回落，这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比如，推进国有企业破产重组，不再让僵死企业蚕食有限的社会资本，这会有利于淘汰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降低企业部门的总债务水平和增速。若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用低成本的市政债来替代高成本的城投债或各种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信托产品，则不仅可以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可以降低，而且有利于公众对地方财政支出及债务情况的监督，提高财政透明度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而要打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则不是仅凭借金融改革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依靠行政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等来推进。如果国企中的僵死企业依然被给予大量的银行融资，如果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在财政支出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继续滚雪球似的举债，如果银行依然不把大量注定还不了的逾期贷款划归坏账，如果借新还旧的刚性兑付不破，如果对高企的房价一旦大幅下跌没有一个有力的应对办法，则全社会就依然处在心知肚明的庞氏骗局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中国股市何尝不是经济质量的晴雨表，但却很少成为GDP增长的晴雨表，这是决策者必须清醒认识的。

美国在经历次贷危机之后，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轻装上阵，股指又屡创新高；而中国是2009年之后让全球逐步摆脱次贷危机的主要贡献者，如今却陷入了自身的经济困境，2009年下半年至今，股市已经历了长达5年的熊市。因此，如何才能履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推进金融、国企、价格、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为防范危机的发生而推出针对性的改革举措，这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