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儒家哲学应该如何“登场”? （2）

最后,天道思想是儒家的终极关怀,是儒家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哲学性的终极关怀,即在哲学论证过程中必然会推导出一个无条件者；二是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对这种无条件者给予一种态度,相信它真实存在,并能够对现实人生的精神生活予以影响；三是道德实践性的终极关怀,即无论是通过哲学论证还是通过宗教认定,所获得的终极的无条件者能给人一种信心与信念。比如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即属这种信心与信念。第一种理解属于一般的思维活动,第二种理解属于宗教信仰,第三种理解属于道德实践。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面向,先秦“子儒”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最大的思想性格,即强烈的政治关怀或政治诉求。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无所遇”,但乐此不疲。孔子门人亦多求干禄、为政。孟子、荀子也曾游说于诸侯之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并寻找现实的政治力量。这些都可以说是先秦“子儒”强烈政治诉求性格的必然外显,而且这种思想性格可以说是“子儒”精神之结穴,“子儒”的一切旨趣几乎都要归结到这一点。

“独尊儒术”造成了儒学的政治化、神学化,在让儒学凌驾于其他思想派别之上的同时,也扼制了整个思想界的创造性

任何具有强烈现实诉求,或以社会现实问题为指向的思想流派,总希望其理念与设计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从先秦“子儒”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儒学先天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关怀和现实诉求。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关怀与诉求变为现实。当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并不表示他本人在骨子里对儒学有多少感情或兴趣,他之推重儒学更多是出于政治权争的需要。而儒学的一些思想因子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同时儒学的政治诉求之实现也需要这种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儒学其实是在利用儒学,儒学需要政治其实也是在利用政治。儒术独尊使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局面:儒学变成儒术,这满足了政治的需要；儒术得以独尊,这满足了儒家的需要。将两者挽结在一起的就是“经学”。经学极盛,“子儒”便彻底转变成“经儒”。

从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经儒”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话语霸权,“经儒”将孔子圣人化,将六经神学化。这又形成了“经儒”的第二个特征即神学化,儒家经典成为不容置疑的万世常法。同时,儒家经典也不能再被自由地解读,而是必须严守师法与家法,以至于“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这就形成了经学的第三个特征,即著述方式的章句化。

“经儒”的这三个特征对儒家哲学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儒学的政治化使儒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丧失了独立性与批判性。儒学要想继续利用政治,就必须始终被政治利用。两汉经学时代,政治利用儒学的有效手段是投放定量的、有限的博士官位和免徭高俸等“禄利”。儒学成了政治的精神加工厂,政治需要什么,儒学就供应什么。“儒学”彻底变为“儒术”,儒学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失去独立思考的儒学能有多大的批判性?这是颇令人怀疑的。而创造性往往源于其批判性,失去思考独立性的最终代价必然是思想创造性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