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关注哪些问题？（3）

记者：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工作明显提速，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了民心。但是，目前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观望、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江平：有人说腐败是市场的润滑剂，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往往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越是市场改革的能人最后被揭露出腐败的现象越多，越是老好人他倒是没什么罪，成绩突出的往往容易被抓起来。怎么能够解决我们在反腐败中的个人责任和领导决策责任，把不同的责任分开？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在法制上进一步明确规则。怎么能够追究你的责任呢？证据都确凿了，构成犯罪了，取得证据的手段不违法，查处就没有问题了。就怕两种情况，一种是刑讯逼供，这个从重庆打黑看得很清楚，利用刑讯逼供来做反腐的事情不是个别的。第二就是现在经常有的当证据不足的时候先把人抓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在证据不足的时候把人抓起来，然后借助他的电脑里面的资料，或者借助其他人的什么举报，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定他的罪名，这种情况我认为也是违法的。虽然最后可能是查出一些问题，但是当时抓人的时候是缺乏证据的。所以我觉得反腐败必须手段正确。

记者：目前，军队反腐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江平：我觉得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事指挥系统方面，这个很专业，我不好说。另一方面就是涉及到部队的腐败和廉洁问题，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如果我们从制度来看的话，部队的反腐败工作始终不透明，一切以军队保密、军队特殊为理由，对他们的监督太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军队的指挥系统可以保密，但是军队的反腐倡廉必须公开。只有公开人们才能监督。现在一提起来军事法院就说保密，关于军队的腐败背景也极少来披露。这实际上等于是保护了腐败，掩护了腐败。所以我始终觉得军队的廉政工作的透明度需要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党政部门里面，包括各地的党委书记，什么腐败现象都是在报纸上公开的，但是军队一个都不让公开。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记者：关于信访和法治的关系，中央已有明确的定调，即涉法涉诉的案件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应该说这是符合法治中国建设方向的。但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反腐败把“问题官员”抓了不少，但是“问题官员”的背后往往是重大的遗留案件。中央巡视组巡视以来，一些市县在中央巡视组挂号的案件就有一、二百件之多，有些案件经过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多级法院多次处理，从政府行政到各级法院裁决，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对于一些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再通过司法等法治途径解决问题要么行不通，要么不现实。因为该走的程序都走了，但因为“问题官员”当年的干预或违法，的确存在冤假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简单地要求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似乎并不是理想的选择。比较稳妥可行的办法是，借鉴中央巡视的经验，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成立中央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专家组，从法律院校、律师事务所中抽调专业过硬、作风优良的法学教授和律师组成专家组，分赴各省，从中央巡视组受理的案件中，选择一些重大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专门书面研究，提出具体处理方案，然后由中央政法委分送给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您赞同这一做法吗？

江平：你这个想法很好，关键要有一个人，权威的机构能够拍板，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案子推来推去，没有人敢拍板，敢拍板的人也怕得罪什么，或者是以前的上级，或者是以前的什么。因此，专家组必须要具有权威性，带有“尚方宝剑”，可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