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教育的“形上之学”与“形下之学”

《易经》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世界万物形成之前，物质还没有可见的形状，这是“形而上”，即有形物质形成之前的物质，《易经》把这种状态中的物质叫做“道”。“道”是无形的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的本质、根源和本体。《易经》把具体有形的物质叫做“器”。“器”就是拥有具体形态、形体、质量和硬度的世界万物，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现实物质。按照《易经》的解释，“道”是“器”的根源、本质和本体，“器”是“道”的发展形态。在科学研究中，通常把揭示事物本源的学问，称之为“形上之学”，而把揭示事物发展状况的学问，称之为“形下之学”。

党校教育理当是“形上之学”与“形下之学”的结合。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党性修养，二是析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析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又可以作多层解释。于中央党校而言，主要是析解国家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于地方党校而言，除了析解国家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外，还需要析解地方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培养“地方猫抓地方鼠”。通过析解国家和地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帮助党员干部厘清发展思路，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党员干部实践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学习组织体系，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理论修养，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的纯正性、鲜活性与时代性，统一党员干部思想、统一党员干部行动，通过党员干部的组织和引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但是，要析解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容易，没有对国际国内发展走向的高屋建瓴，没有对国情民意的精准研习，没有对省情市情县情的深刻把握，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党的理论创新之后，实践必须积极跟进。实践滞后于理论的创新，理论就会失去其应有价值。所以，党校教育始终需要把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深讲透。正是从这个维度讲，党校教员更要读书，既要读古书，还要读新书，党校教员必须掌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大政方略，必须掌握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党校教员必须研究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即要进行“形上之学”的研究。

但是，党校教员又不能局限于“形上之学”的研究，党校教员还必须进行“形下之学”的研究。因为来党校学习的学员，不仅需要掌握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需要运用党的重大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抑或说，还需要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于其他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解释了世界，更强调如何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什么？为什么？固然重要，但是，怎么做？同样重要。正如我们既要把握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要准确定位我们现有的法治状况，还要把握如何从现有法治状况过渡到理想法治状况的方法。又如，我们既要认知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要掌握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事实上，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认真研究。相比较而言，关于价值层面的很多东西，我们相对容易形成共识。但是，对如何解决问题却难以找到有效方法。价值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价值研究方法包含了三个判断：一是价值判断，二是事实判断，三是技术判断。过去我们通常说价值判断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有了方向，就是有了行动的目标。从这个层面讲，价值判断确实重要。事实判断揭示的是事物的现状，一般而言，要揭示事物现状不是很难，通常做实证研究即可掌握。技术判断揭示的是事物从现有状况向理想状况过渡的方法，它是解决过河的船和桥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知道要过河或许并不难，但要把过河的船和桥建好不容易。建好船和桥是“形下之学”，它绝不比“形上之学”的过河容易。对“形下之学”的船和桥怎么建？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党校工作条例》明确，党校科研有“四服务”的方针，其中之二，既要为党的理论创新服务，又要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为党的理论创新服务是“形上之学”，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是“形下之学”。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不能因为“形下之学”而否定“形上之学”，也不能因为“形上之学”而否定“形下之学”。于党校教员而言，做基础研究的可以侧重于“形上之学”的研究，而做应用研究的可以侧重于“形下之学”的研究。唯其如此，党校教育才能相得益彰，才能多层次地满足学员的需求，才能更有益于党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