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3）

5. 要注意“反向制度预设”。通过制度来治理国家，需要考量大量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于创制新制度，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要考虑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针对可能带来的弊端和新问题建立相关制度，这样既可以防止改革“翻烧饼”，又可以抑制改革可能出现的负能量和负效应，使改革的效能最大化。因此，要注意“反向制度预设”，注重整体效应，实现制度体系合规范性、合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法性、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制度文明性和执行力、可实施性的统一，程序性、可操作性、可核查性和可追究性的统一，针对性、相对性、整体性、协调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总体来看，制度的创设难能可贵，制度的优化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目前的制度存在自我完善的空间，深刻认识制度自我完善的规律，积极探索制度自我完善的机制。

6. 要力求“帕累托最优”。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上述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在制度现代化过程中力求帕累托最优，就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地高效发展，从而使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状态。用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在很多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状态，有些群体在改革中受益不多，甚至有的群体为改革做出了一定的牺牲，而这些不均衡的状态在根源上是制度设计所造成的。在当前和接下来的改革中，要坚持帕累托改进原则，尽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7. 要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一个建设的时代而非革命的时代，万不可只知“破”之道，不知“立”之道；万不可毁道变法，导致最终无道可守。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绝不是西方化，要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不少人还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走不通，不代表在新世纪也走不通，进而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客观来看，冷战结束后，全面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繁荣稳定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我们承认我们当前的制度本身还有缺陷和不足，这正是我们努力改进和完善这个制度模式的原因，但如果试图另起炉灶，其中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中国社会难以承受的。

8. 要注意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缺乏定势、翻云覆雨、飘忽不定是人治的特征。如果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不仅国民因缺乏可预见性而全无自由，官吏也会因治国无常而滥用权力，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会因为治无常制而动摇不已。古今中外的开国之君或领袖都希望立万世之法、定不易之制，然而，多则两三百年，少则几年、几十年，要么人亡政息，要么国亡制崩，而恰恰是那些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改革完善的制度体系反而具有可持续性，反而能够存留久远。这是因为，时世变动不居、人性物境不断变化，治国理政之制度如不与时俱进，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在制度建设上同其他事物一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制度体系只有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才能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13&ZD032]及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