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3）

（三）

国家权力的分配、运行和监督机制，是法治的核心议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分权思想即已萌芽。英国资产阶级理论家洛克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分立的思想，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分立即所谓的“三权分立”论。通过宪法实现权力分立和制衡被视为资本主义宪政的“奥秘”。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法治历史遗产。邓小平同志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习近平同志强调制度性反腐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里的权力监督制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下“三权分立”存在本质不同，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支撑法治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权力渊源上，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强调主权在民，以抽象的社会契约论为渊源。实际上，在代议制民主下，其权力代表性明显存在缺陷。以英国为例，其上议院议员是世袭制，且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决定》强调民主立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途径，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专家制度，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在权力结构上，不同于西方三权鼎立的权力配置，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渊源于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可见，这是一种不同于横向平行模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模式，有利于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在权力监督上，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权力制约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主要有英国的议会至上、美国的三权制衡、法国兼采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混合体制等。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由国家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三大部分构成，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运行。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决定》指出，对行政权的监督体系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构成；对司法权的监督体系包括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以及人民群众、政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的监督。这种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最大不同在于：一方面，不是通过在朝党和在野党相互抗衡，而是在民主协商、多党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相互监督；另一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负责宪法实施，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