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2）

二、思想改造具备客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总体上说，不会构成“悲剧性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继承和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这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黄炎培、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梁希担任农垦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担任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胡愈之担任出版总署署长，等等。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2、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失业问题，这是政权更替留下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曾经服务于旧政权的特殊阶层来说，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为解决旧知识分子失业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遗余力。1950年7月25日，政务院在《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大城市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补习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学失业学生入学，毕业后设法介绍他们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同时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应本着以工代赈的精神，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发给生活维持费；无法工作者，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这样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一些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除此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私情公谊，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如著名美术家李苦禅，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很快恢复了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对一些年纪比较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则采取“把他们养起来”的办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

3、欢迎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的热潮，一批批留学海外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离美前发表《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经过千难万险的归国经历，已广为人知。与在国外的大批知识分子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相呼应的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正在发挥新政权的优越性，敞开胸怀，礼贤下士，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

4、采取各种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

党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的工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简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要用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他还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950年10月27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指示强调：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5、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改革运动。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得到的收获。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述事实说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是说，采取这一方针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策略，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要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当年38岁，几十年后，在1993年写的回忆《我与中国20世纪》中回顾：“随时准备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了《我这一年》总结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