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3）

三、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正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存在缺乏全局规划、力量分散、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其历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并敦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10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好，亲自在来信上批示，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这次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将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进一步强调和具体化，并用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指导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表明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一贯的。

罗常培教授听了周恩来等领导的报告，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说：“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革命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随着他走。”

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教育系统铺开。以后文艺界、科技界、新闻出版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级政府机关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指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指示还具体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60%到70%的教师，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到25%的教师，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后予以过关；只有2%左右的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打击少数坏分子，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目标、方针政策明确以后，各条战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科研战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不发动群众斗争，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围内作检讨，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帮助，自觉清理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观点，讲清历史，划清敌我界限。对国内外有名望的科学家，则是严格保护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电中指出，科学院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决定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小组会议的检讨会的形式，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要反复检讨或大会检讨，过关后仍让他们做工作。在检讨批判其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批判其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在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组织文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曹禺题为《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的文章，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中的一员的自豪感。他说：“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毛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他又诚恳地说：“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陈垣在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心态时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后来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说道：“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还说：“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这次运动，应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也是对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步曲”。（ 参见蒋建农、唐洲雁：《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它表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子，而且有勇气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