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2）

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克制已经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对美国而言，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繁荣，因而战略克制是最好的实现方式。从这些学者的论述来看，其主张的战略克制大体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不轻易使用武力，控制过度扩张的欲望。战略克制是以狭义的安全利益为基础的，不轻易使用武力是其重要内容。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审慎的外交政策来保证国家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没有收益的军事冒险。其次，削减军费开支，不过于强调军事力量的首要地位。奥巴马上台后，屡次削减军费开支，大力压缩美军规模。这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战略收缩的重要表现，并将因此限制美国的全球地位。最后，鼓励盟友承担责任，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鼓励日本和韩国等盟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另有一些学者主张美国应该继续介入世界事务，积极塑造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战略收缩的鼓吹者过于高估了深度介入战略的成本，而低估了其收益。因此，美国不应该收缩其战略，而是应继续推行深度介入的战略。尽管这些学者都支持美国继续积极介入世界事务，但是其出发点不尽相同。

第一种观点承认美国已经相对衰落，但仍然支持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曾撰文指出，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将是“首要”但却不是“唯一”的大国。因此美国要更好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孤立，而是要推行一种类似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O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选择性战略。奥巴马政府在地缘政治上进行战略收缩时，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都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被视为战略性不作为。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危机。国际体系中的新问题、新力量和新变化逐渐显现，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出现、国家主权规范受损、暴力来源的变化和安全相互依赖的深化等问题都对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造成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管理面临重重困难。这些问题极大地挑战了美国的首要地位。有战略分析家指出，美国应该继续从事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以规则来领导世界秩序，寻求同其他国家就霸权契约进行再协商，以重新建立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第二种观点则否认美国正在衰落。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miam C.Wohlforth)认为，在一个没有制衡的世界里，美国空前集中的权力资源逐渐使得体系中制约美国安全政策的努力毫无作用。理论上，若一个国家的权力集中超越了一定的门槛，则体系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作用就会逐渐丧失效用，所以处于首要地位的美国不必担心体系性约束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则认为，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美国不介入国际事务，世界将很快成为一个更加危险恐怖的地方，较之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领导要对世界各国更为有利。为此，美国必须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维护国际秩序，继续坚定地做世界领袖。

综合来看，战略收缩论者和深度介入论者的观点都是基于当前美国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所做出的判断，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外交政策有着自己的周期性规律，收缩或扩张其战线是一种正常的战略反应。纵观当前的美国安全战略，我们可以觅得一些战略收缩的线索，可以判定美国当前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是其外在表现，也是利益权衡后的一种主动撤出。战略收缩的另一个核心内容——缩减对盟友的承诺一一实质性变动不大。换言之，当前美国只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进行战略收缩。那么，未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否会进行战略收缩？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