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强有力竞争者的出现。在地区秩序中,强有力竞争者的出现往往会冲击既有的格局。在当今的亚太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态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军事现代化成就斐然,中日和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速度之快,已经全面冲击了目前的亚太地区秩序。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在主观上必然会持续增加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
以维持一个大致的平衡。正如吉尔平(Gilpin)所指出的,“随着对手数量和力量的增长,挑战国迫使支配国使用更多的资源来维持其占优势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因此,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就成为美国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在2014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里的战略部署,并将美国大部分空海力量布署在亚太地区。此外,巩固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国的明智选择。周边国家因恐惧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以鼓励这些国家制衡中国,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
然而,在国防预算缩减的背景下,美国这一战略的实现也存在诸多困难。甚至可以说,美国无力应对这一局面。其一,在全球层面,美国面对的挑战者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扮演着国际秩序破坏者的角色,有的则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不管角色如何,这些国家都会加大既有国际秩序的张力,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分散其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速度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及其盟友在制衡中国时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是这种速度和强度带来的冲击却不可小觑。在短期内,美国仍然希望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幅度也是有限度的、概率较小的。换言之,美国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却将战略资源集中到亚太地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进行战略收缩。历史上,当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时,美国也曾进行战略收缩。美国是否进行战略收缩,将取决于其对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的权衡。目前,美国仍然能够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幅度,通过再平衡的战略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然而,这一战略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以后,美国将无力支撑其在亚太的战略,并转入战略收缩的阶段。另外,作为美国战略部署的核心地区,中东、欧洲和亚太都耗费着美国的战略资源。如果中东和欧洲平安无事,美国或许能够维持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倘若中东和欧洲出现动荡,内外交困的美国恐怕就要捉襟见肘了。
最后,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承担盟友体系带来的成本是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化的因素。但是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前提下,该常态化因素的重要性凸显。由于美国的盟友无法单独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增加其战略承诺,战略负担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二战后,美国在亚太通过双边联盟,构建了一个轴辐(hub—and—spoke)体系,这种双边联盟体系成为亚洲秩序的重要基石。在美国的大战略安排中,亚太的轴辐战略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利器,并对亚太各国形成了结构性限制。轴辐战略的排他性结构,将这些国家与美国捆绑在一起,中国的快速崛起很难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同。此外,该战略还保证了“轮辐”之间联系有限,各国都有求于美国。如果有盟国不遵守规则,或者谋求打破或逃出轴辐战略的结构,美国能通过惩罚措施护持其地位。然而,维持这一战略安排的正常运转、管理这个联盟体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当前已经略显疲态、力不从心。
一方面,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双边联盟体系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这需要巨大的军费开支来支撑这一战略。在经济上,二战后美国向其盟国开放市场,并通过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向其盟国提供公共物品,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在理论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在权力和承诺之间维持一个均衡,一旦承诺超越了权力,会导致“目标与手段”的脱节,就容易出现深层次的政治纷争。观察当下的亚太地区秩序,美国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军费开支却逐渐缩减,这一张力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为此,美国采取的解决途径是鼓励其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战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的战略负担。但是,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过快、经济实力过强,美国的盟国将很难承受制衡中国的成本。因此,从长期来看,这一战略将难以奏效。
另一方面,美国容易受到盟友牵连(entrapment),从而增加中美冲突的概率。在联盟政治中,不对称联盟中实力较强的国家如何避免被实力较弱的国家牵连是联盟管理的重要政治难题。在美国构筑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有四个议题可能使美国被牵连到冲突之中:(1)朝鲜问题。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老议题,朝鲜问题成为美韩同盟难以绕开的敏感议题。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美国势必受到牵连,无法置身事外。(2)台湾问题。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地区提供安全保护。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台湾问题有可能牵连美国而引发中美冲突。对美国来说,迫使台湾地区保持节制并保证自身不被拖人中美冲突中才是良策。(3)钓鱼岛问题。近年来,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也考验着美日同盟。日本政府积极游说美国承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尽管美国表面上宣称不介人中日领土争端,但是一贯坚定主张《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014年4月24日,奥巴马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由于钓鱼岛争端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美国坚持《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则被牵连进钓鱼岛争端的可能性很大。(4)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类似,为了实现对菲律宾等盟国的承诺,南海问题也有可能将美国牵连进中美冲突中。总体而言,以上四个议题使美国容易受到盟友的牵连。如果美国严守联盟承诺,则会加重自身的战略负担,并有可能导致中美冲突;而如果美国采取相对疏离的联盟战略,降低战略承诺的程度,则有可能被其盟友抛弃。未来美国如何在两者之问权衡,将影响亚太秩序的变迁。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因素将迫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其中前两个因素成为整体上掣肘美国战略布局的基本因素,尽管美国谋求将亚太再平衡放在首位,但是欧洲和中东的局势并不允许其这么做。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其现有的国内基础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扩张的军事成本。一旦美国有限的战略资源分散到欧洲和中东两个区域,其在亚太的战略部署必然受到影响。在军事预算削减、海外力量收缩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亚太、中东和欧洲三个核心区域,这在战略上如何成为可能?这应该是目前美国最需要解决的战略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后两个因素将使得美国将战略资源集中于亚太难以奏效。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强势和由此带来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负担日益沉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难以为继,这将迫使其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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