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国家治理：机遇、挑战与应对（2）

二、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机遇

自1967年美国人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新媒体（New Media）概念以来，在将近半个世纪内，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之后的“第五媒体”，出现了网络媒体（各类网站、搜索引擎、微博、博客等）、互动式的数字电视和手机媒体（如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报和手机微博）等多种形态。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3]。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身的互动性、便捷性、开放性和个性化特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成为治国理政的“软实力”。

（一）搭建政治沟通平台，促进各治理主体合作共治

美国学者古德诺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两个部分。现实中无论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还是国家意志的执行，都涉及表达效率与执行效率的政治沟通问题。新媒体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表达提供了平台和机会。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与参与具有人人平等的内在品质。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决策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均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是突破了传统政治中严格的组织结构，克服了上行沟通（自下而上的沟通）与下行沟通（自下而上的沟通）之间的阻力。二是组织结构中的上级与下级之间信息直接传递，减少了政治沟通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与信息截留，保证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决策的可行性。因此，新媒体条件下，政府、社会及个人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家与社会活动，表达各自的利益需求，决策者根据新媒体搜集多方信息并进行整合，有利于实现合作共治与保证科学决策。

（二）突破权力单向运行模式，扩宽权力监督渠道

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力是民众让渡自身权利并赋予政府和政党后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运作理应受到民众的监督。在传统社会信息沟通不畅的条件下，上级对下级监督有余，而下级对上级监督不足。新媒体的开放性和隐匿性创造出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成为可能，新媒体让权力的运行留下技术痕迹。据统计，2008年到2012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共收到网络举报30.1万件次，约占同期信访举报总量的12%，网络举报已成为继来信、来访、电话之后又一重要举报渠道。2013年4月19日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日均访问量就从13万次增长到16万次[4]。民众运用新媒体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取得巨大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媒体带来权力的分散与转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后，权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分解，带来信息及权力在组织内部实现立体传递和共享，要求组织的内部结构形态逐渐从金字塔型向网络化转型[5]。组织结构的网络化转型从根本上促进了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二是新媒体监督具有全天候、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特点，既可以是八小时内的监督，又能做到八小时外的监督。三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赋予民众更多的话语表达权，加上网络本身的放大效应，极易形成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网络反腐比传统反腐手段更快捷有效。 　　

（三）释放社会治理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

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是效率，国家治理要“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6]。从宏观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国家治理的目标追求。随着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利益主体单一、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的“整体性社会”逐渐分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与社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冲突，由此导致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井喷”之势，社会管理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新媒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新媒体成为反映多元社会的一面镜子。党和政府利用新媒体搜集社会民意，并制定符合民众利益需要的合理政策，最终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减少了因社会矛盾得不到合理化解而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对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充当了社会黏合剂和缓冲剂，起到调节器作用。

（四）提高政府管理成效，降低管理成本

组织行为学认为，任何一个组织运作都应注重效率管理，核算成本与收益是理性经济人做决策的必经程序，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最佳状态是低成本、高效率。新媒体时代的突出特点是海量资源可以随时随地共享，顺利实现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电子化与网络化。因此，新媒体技术带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节约了行政成本，有利于形成高效、便捷、环保的办公环境，这是国家治理效率在微观层面的反映。“十一五”期间中央高度重视电子政务的发展，中央部委和省、地市、县区政府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分别达到80%、60%、40%和25%，中央和省级政务部门主要业务电子政务覆盖率已经达到70%。“十二五”时期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指标是，政务部门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中央和省级超过85%，地市和县区分别平均达到70%和50%以上，电子政务网络互联互通率平均达到85%以上，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技术服务达标率平均达到60%以上[7]。党和政府把电子政务发展情况纳入五年规划的事实，印证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与降低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