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孙秋鹏：两种“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比较（2）

第二，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主张一切资源的长短期配置均由市场决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限于一般物质资源和部分服务资源的短期配置为主，而非指地下资源等重要物质资源配置和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

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是通过市场主体的自利行为，即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完成的，这容易导致市场主体着眼于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不易将长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纳入决策考虑因素之中，因而不宜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范围无限化。譬如，“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由于研发成功的不确定性、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的长期性，会出现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在国防、金融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如果单独依赖市场，也会出现各种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由于市场的趋利性会导致某些违反法律、法规和具有负外部性的领域出现过度配置资源的情况。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单纯强调依赖市场调节，是不利于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效应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指出：只有“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才能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即通常说的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尤其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尽快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积极发挥国家的作用。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但短期内并不带来经济价值和对国家经济、社会安全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域优先配置资源。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发挥关键性作用的石油、煤炭和矿产等地下资源和土地资源，也需要国家战略角度进行整体、统一的规划和调控。我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经济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国家必须要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进行提前投资，投资的高风险性、收益的长期性导致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也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先行，并且要保证基础设施公益性的特点，也只能采取主要依赖于国家投入的方式。诚然，在国家调节的同时，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而且要发挥市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必要作用，因为宏观经济领域也不只是单纯的国家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