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4）

(二)养老保险与职工工资的回归结果[14]

表5是对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控制地市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虚拟变量。从回归系数来看，地、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职工工资的0.2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对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且逐年增大，表明1998—2007年间，员工工资在整体上涨，2007年员工工资就高出1998年员工工资的81.2％。第2列回归加入了企业特征变量以及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企业间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仍然存在。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职工工资的0.33％，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对企业特征变量，资产规模每增加1％，员工平均工资显著增加9.5％；资产负债状况越好、单位产值盈利越高的企业，其员工的工资水平也越高。相反，企业存货占比越大的企业，其员工工资会显著减少。从企业的控股情况来看，国有控股企业与集体控股企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其他企业7％与4.8％。相对于港、澳、台资企业，内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显著要低10.8％，而外资企业员工的工资显著要高15％。

进一步地，我们在第3列继续加入地区宏观经济变量以控制地、市宏观经济特征。结果表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仍将显著减少职工工资的0.34％，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企业职工工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宏观经济变量，地/市GDP每增加1％，员工工资将显著上涨0.23％，员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地/市人口越多，员工工资反而下降，城市规模对员工工资没有正向作用。市人均工资对员工工资有正向解释力，相反，地/市雇用人数将反向影响员工工资。

直观来讲，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使企业对员工工资形成挤出，表明养老保险缴费在企业与员工间存在隐性分担的情况。按20％这一全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的平均比例计算，企业向员工提供养老保险后将减少支付6.8％的工资。如果算上员工自己缴纳的约4％的部分，员工将为养老保险缴纳10.8％，企业仅负担13.2％，企业与员工在养老保险缴费上的实际分担比率为1.3∶1。当然，这仅是初步的结论，我们还未考虑以下三种因素对结论的影响。一是回归系数对应半对数模型的回归结果，因此直接将此系数推广到企业缴费20％可能忽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与员工工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二，虽然养老保险缴费在法律上是强制执行的，但仍然存在一部分企业选择不参加养老保险，诸如此类的样本选择问题也可能给此处的结论带来偏差。第三，养老保险是按工资总额计缴的，而工资总额又随着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增加在下降，因此只有在对连续变化中的边际变化进行估计，才能准确刻画分摊比例。

(三)样本选择情况下养老保险与挤出效应

正如前文所言，要考虑样本选择对结论造成的影响，我们需知道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而本文使用的数据中仅2006—2007年提供了企业这方面的信息。[15]表6是基于2006—2007年数据进行的回归。其中，第1列回归仍对应模型(1)，只是样本为2006—2007年数据，同时消除的是省固定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缩短样本时间以及仅消除省固定效应对结论影响不大。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对员工工资仍然存在挤出效应。第2列仅选取2006—2007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进行回归。从回归系数来看，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3％，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该结论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第2列的回归结果并未完整地修正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

表6第3列是以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二元变量对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进行回归的结果，采用的回归模型为Probit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地市宏观经济变量、地区固定效应、时间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等。从回归结果来看，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确对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越低。对其他控制变量，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越高。国有控股企业、集体控股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加养老保险，政府背景对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较为显著。外资企业较港、澳、台资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加养老保险，相反，内资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最低。采用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在第4列给出。[16]其中，我们将企业属于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变量仅作为用以识别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额外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考虑到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选择过程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仍然存在，并且回归系数较前面的都要大。回归系数表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6％，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若此处员工工资为其所有收入，同时计算企业与员工在养老保险缴费上的分担比例，则企业将多半养老保险缴费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了员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养老保险在企业与员工的实际负担比例为1∶2，员工的养老保险负担是企业负担的2倍。

(四)稳健性检验：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下降的“准自然实验”

从前面的回归结论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将显著挤出员工的工资，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工资使其也承担了一部分养老保险缴费。本部分将换一个思路对这些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即借助2004—2005年辽阳、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大幅下降进行“准自然实验”。这样处理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缩小数据搜索范围，消除数据的误差。二是借助外生冲击识别变量的因果关系，通过适当分组，可以较好控制地市差异、企业差异。但由于时间的局限，此部分无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17]

“准自然实验”是借助政策的突然改变所带来的冲击识别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由Meyer(1995)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准自然实验”的好处是在微观个体没有相应预期的情况下，有关政策的突然实施就如同一次外生的冲击，借助此外生冲击可以观测微观个体作出的各种反映。例如，Card and Krueger(1994)就利用了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一次突然上涨，在收集了新泽西州以及与之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行业雇工数据后，他们讨论了最低工资的上涨与就业的关系。在本部分，我们也将基于类似地想法，找出地域相邻且经济结构类似的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地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幅调整，而另一个地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维持不变，对比两个地区企业在员工工资上的变化差异。最终，我们选取了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准自然实验”。

2005年5月1日，为降低企业的负担，辽阳市政府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此前的25.5％一次性下调至20％(辽市政发［2005］14号)，下降了5.5个百分点。同样的，2005年以前鞍山执行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5.5％，是辽宁省缴费比例最高的五个城市之一。对鞍山市来讲，缴费比例过高将导致城市企业负担过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不利于鞍山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2005年7月1日，鞍山市政府也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25.5％下调为22.5％，下降3个百分点，从2006年1月1日起鞍山市更是将企业缴费比例下降为20％(鞍政办发［2005］67号)。相反，与之相邻的沈阳市则维持2004年以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的比例。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变动所带来的“准自然实验”，采用DID的回归方法，我们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若观测时间为2005年，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tread为二元变量，区分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本部分，若企业所在地为辽阳市、鞍山市，则该样本归入实验组，tread取值为1；若企业所在地为沈阳市，则样本归入控制组，tread的相应取值为0。Inter为Time与tread的交叉项，其回归系数体现了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降对员工工资的影响。其他变量的含义9公式(1)相同。

表7是对应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系数来看，总体上2005年企业的平均工资较2004年略有上涨，但在1％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较沈阳市企业平均工资显著低23.7％。从交叉项来看，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调将使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相比沈阳市企业显著上涨15％。此结论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在方向上是内在一致的，都表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存在挤出效应。

表8的结论与表7类似，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调将使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相比沈阳市企业显著上涨15％，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值得说明的是，无论表7还是表8，“准自然实验”所对应的回归系数都偏大。若取辽阳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下降5.5个百分点，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下降3个百分点，则两市平均下调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4.25个百分点。而根据回归结果，辽阳市、鞍山市企业平均工资上涨了15％，那么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下降1个百分点，员工平均工资将上涨3.53％，弹性远大于1。对此，除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或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调与下调对员工工资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外，本文也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前面的分析，企业应付福利同员工工资一样构成了员工的收益，其表现形式通常为企业的非生产性投资建设。而根据我国会计制度，企业应付，福利不计入养老保险的缴费工资，同时它也不包括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当养老保险缴费对企业的负担过重时，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员工的基本工资，增加员工的应付福利，以达到减少养老保险缴费，同时又不减少员工收入的目的。当然，企业能否实现该的目还取决于员工对应付福利的认可程度，因为企业应付福利与员工奖金、津贴是有所区别的，前者虽是员工福利的增进，却不是员工货币收入的增加。

表9第1列是以企业每月支付的人均福利对数为因变量，采用公式(1)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员工福利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将减少1.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社会养老保险并未使企业在职工工资与福利之间进行转换。考虑到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所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第2列对应的结果仍然类似，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员工福利支出将显著减少0.6％。养老保险缴费增加，企业不但减少员工工资，同时还缩减员工的应付福利。

以员工工资与福利的加总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10给出。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的总支出将被显著挤出0.6％。考虑到样本选择问题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的总支出将显著减少0.7％。从数值本身上看，本文得到的挤出效应与Gruber and Krueger(1990)、Gruber(1994)得到的0.5％相当，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员工对养老保险的评价足够高，从而愿意接受相当幅度的工资扣减。与之相反，我国养老保险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孙祁祥，2001)，养老保险跨地域续转困难等。然而在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员工工资却被大幅扣减，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应与我国特有的收入体系有关。在我国，除基本工资以外，构成员工实际收入的还有奖金、津贴。在现实中，更为切合实际的是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基本工资，增加其奖金、津贴收入以规避养老保险缴费。此时，奖金、津贴为货币化收入，员工容易接受。但这仅为推断，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无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表11是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冲击进行的“准自然实验”。从结果来看，与前面结论一致，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大幅下降使其企业增加了11.3％的应付福利。

同时，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的总量增加了14.7％。表12中的匹配估计结果也印证了该结论。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企业增加了24.6％的应付福利，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的总量增加了16.1％。

 (一)养老保险与就业

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从上面的结论可知，企业将通过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减少应付福利来减轻养老保险负担。此时，若员工将养老保险缴费视为福利的增加，则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养老保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但如果员工对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较低，企业只是在员工基本工资与奖金、津贴的比例上进行调整，那么前文所得的“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并非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企业雇用人数将受显著影响。究竟企业雇用人数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之间的关系怎样，本部分将进行探讨。

表13是以企业雇用人数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olS回归显示，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地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时间趋势项以及地市随时间变一化的因素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雇用人数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在考虑到样本选择带来的回归偏差后，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0.8％的员工人数。对此，应正如刚开始讨论的那样，“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并非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而是企业在员工基本工资与奖金、津贴的比例上进行的调整。

(二)养老保险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企业对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上涨的反应可能不同。例如，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员工的收入比较有限，形式比较单一，而且他们也很可能更注重货币收入；相反，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员工的收入高，来源多样，而且他们注重社会保障，因此基于这些差异，不同收入水平的员工留给企业的工资调整空间是不一致的。在本部分，通过加入分组变量以及分组变量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交叉项后，模型(1)被简单地调整为：

其中，D为分组变量，Intera=D*Ratio，表示分组变量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交叉项。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相同。

本文从两个角度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首先，我们从企业资本劳动比的角度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与企业平均工资、就业的关系。资本劳动比，即人均资本，可以衡量企业的资本密度，它的大小意味着企业在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产品生产对资本的依赖性。一般来讲，资本劳动比较低的企业往往对应传统的诸如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这些行业技术含量较低，大多以劳动者的手工操作为主。同时，由于技术含量较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往往不高，企业在工资与其他货币收入闻的调整空间不大。

将企业人均资本从低到高进行五等分，通过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与分组变量的交叉项即可考察养老保险对各组企业的影响差异。但从回归的角度来讲，回归因变量是企业人均工资或雇用人数，其大小反过来也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人均资本水平。因此，简单的分组方法将导致分组变量内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每个地区的企业按照人均资本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并在后续年份中维持分组不变。

表14是对应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第3列、第4列可以看出，对人均资本介于20％—4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企业平均工资将显著下降0.2％。对人均资本介于40％—60％、60％—80％、80％—10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下降0.4％、0.8％、1.1％，挤出效应持续增加。在企业雇用人数上，人均资本较低的企业受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的影响较大。对人均资本处于最低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其雇用人数将下降2％；而对人均资本介于20％—40％、40％—60％、60％—80％、80％—10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雇用人数分别只下降1.9％、1.6％、1.3％、0.4％。图1清晰地表明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1个百分点后，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在员工工资与雇用人数上的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