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是一次历史性重大转型。在经济变革过程中，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时代的历史性重大转型，我国文化发展需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能丢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基；二是不能无视工业时代思想文化的激荡。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农耕时代土地的稳定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具有稳定性。土地具有少变化的稳定性。“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独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因此，得土地者便拥有传世恒产。不仅如此，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即使有革新，在漫长的岁月里也显得很缓慢。正是土地的稳定性，决定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比较稳定。

农耕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仁爱文化以及积极向上精神。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年景的好坏直接决定庄稼收成的丰歉和人民的饥饱，人类的祸福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自然。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很少有“天人对立”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同时，农耕时代生产力的低下又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在困难环境中求发展的积极向上精神，包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柔韧坚毅的民族品格、求真务实的实用理性、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等。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耕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定居于某地，世世代代繁衍不息。这种居住的固定性与以家庭为耕种租凭单位、以若干有血缘亲情的家庭间协助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对于农耕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关系最亲近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其次是家族、亲戚、乡亲等；人们的关注度由近至远、由小到大，呈现为个人—家庭—家族—亲戚—乡邦—国家多个关注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