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范式正处在又一次转向过程中

世界已经经历过了几次文化范式的转向。约略言之，希伯来宗教和希腊-罗马哲学的结合，开启了西方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结束了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迎来了“理性”地追求真理的工业化的“现代”；现在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社会碎片化、价值物质化的“后现代”。就在这最近一次转向的同时，学术领域关于“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思考与争辩热热闹闹，至今未绝。有关上述概念的界定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在有些方面则是众口一词的，这就是：时代转向了，“现代”留给人类的社会遗产背离了甚或可以说是背叛了启蒙时代“理性”的承诺——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世界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却正在走向危险的深渊。人们的分歧主要是对人类面临的危险度如何以及如何才是人类生存之路的不同见解而已。不久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了新加坡的约恩·厄尔斯特伦题为《一个可怕的想法：全球性30年战争》的一篇文章。作者针对当前中东的乱局提出自己的担忧和分析。他说：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30年战争，是“一个陷入困惑的欧洲谁有权定义伦理、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野蛮争斗，而“当今世界决定性的力量因素是形成观念的能力：定义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是与非、可与不可、当与不当。换句话说，形成一个基于价值观、吸引多数人的制度——占领自己定义的道德高地!”至于与这一思潮完全相反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结论，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连他自己也已动摇了，究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由美国爆发继而坑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出的种种社会冲突；核心的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模范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定义观念的能力。

就在这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和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一样，越过了欧洲14世纪之后那段艰苦的探索、思考、论证过程，一下子跨进了“现代”的最后一班车；接着，工业化尚未完成，就糊里糊涂地被挟持着进入了“后现代”。例如发达国家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在内地几乎一样不少。不久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公布了内地社会心态存在的10大病症，依次是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网络依赖、自虐心态。依我看，这10大病症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列为众病之首的“信仰缺失”是问题的根本。信仰缺失，伦理道德何从谈起！

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经历过与欧洲不同的转向。如果我们暂且不论由殷商进入周代、文化在此定型和后来儒释道自身转折并新生的叙事(虽然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关于文化生存发展的重要启示)，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向，一次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结果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大转型，帝制结束，开启了对共和、独立的艰难探索历程。这一转向也给后来留下了文化领域的许多负面后果。大陆的改革开放，是又一次转向。这次与古代和近代转向之不同，即在已经不是基本上局限于华夏之族界域内(虽然此前的事件也受着外部事件的启迪和影响)，而是几乎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在经济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节拍跳起舞来。社会差距拉大、环境迅速恶化、人生价值扭曲、社会伦理缺失、奢靡贪婪成性同时而至。但是，自最近一次世纪之交前后开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形成了巨大的思潮，而且势头越来越大。这一思潮的特点，可以用大卫·莱昂的话说，就是：“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

我把这种世界的和中国的情况比喻为“赛车现象”：西方，首先是欧洲那辆车起跑，接着是北美的车紧随其后，不久北美的车超越了欧洲的车；中国车启动很晚，但车型较新，迅速地跟上来。前面的车转弯，后面的车跑到那里也必须转弯；前面的车所经过的颠簸处，后车躲不过；前车在某处侧翻，后车如不减速或采取应对措施，必然也要翻车。大家只有时间之差，却没有命运之异。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脆弱不堪和远非完美的发明”。这说明，“西方的途径，就是说欧洲和北美的文化，不能再被当作标准和典范了。”

如果用世界和中国文化转向的事实比照香港文化的历史，是否可以说，在祖国内地经历第一次转向时，香港已经基本接纳了欧洲文化，从此无意中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中欧文化对话、相融的试验场。换言之，香港在被殖民的条件下早于内地实现了“现代化”，具备了“现代性”。我之所以说“在被殖民的条件下”，是因为“现代”所允诺的“民主”与“平等”，在回归祖国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在香港并没有兑现；但是“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几乎都逐步实现了，尤其是社会层面和价值伦理领域。“现代化”本来就是双刃剑。到目前为止，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都在既享受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被这柄剑的另一面割伤，而且伤口不小，疼痛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