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3）

哈贝马斯的论著以语言艰涩著称，而与他几乎同龄的同胞孔汉思，则尽量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孔汉思在长期研究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的基础上，开始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呼吁奔走。他认为，在儒学、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中具有十分相近的要求；如果各个文明真诚对话，使共同伦理形成约束的力量，世界就可以获得和平和友爱。经他和同道者的努力，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世界共同伦理》的决议，2001年联合国发布了《通往未来之路》。“构建共同伦理”一时间形成了欧洲学界的热潮。现在，虽然这一讨论的热度由于种种原因已呈减退之势，但他们开拓道路的影响仍在，当年那批学者功不可没。

但是，无论是哈贝马斯、孔汉思，还是与他们并肩奋斗的许多伙伴，都没有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理想的回到前现代观念或发挥现代性的潜力，其关键，即人类共同伦理在各个文明世界如何内化为人们和社会的礼俗习惯、自发要求?也就是他们没有明确地把理想的世界伦理境界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结合起来。在这点上，他们的思维进路有些近乎后现代主义。

有感于此，我在今年5月21日的尼山论坛上重新拾起“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话题，随后9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令我高兴的是，每一次都得到各国许多学者的呼应。

我的想法是由中国学者发起，接续“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和呼吁。三十年来，欧洲学者和神学家们的经验与成果将是接续者从事这一事业的基础和出发点。和前此的浪潮有所差异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强调不同文明的真正平等、相互尊重；由生活在不同文明语境中的学者讲述对本文明的反思与展望；同时，还要积极向人们介绍不同文明内在不断提升的经验。显然，在这个论域中，中国学者和神学家们自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过往的三十年中，这方面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有了上面所讲内容的基础，我的结论就很简单了：整个中国，祖祖辈辈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都在经受着“现代性”“不完美性”的毁损，只不过各处表现形式和受害程度不一而已;人类的和地球的危机在人们的头顶上徘徊着。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起“回收”历代贤哲的教诲，挽救社会，挽救民族；同时，还要一起和世界各国的智者加强沟通，为建构人类的共同伦理并使之在公众中传播、影响政府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者为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