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

北京:在“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

摘要:整个中国,祖祖辈辈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都在经受着“现代性”“不完美性”的毁损,只不过各处表现形式和受害程度不一而已;人类的和地球的危机在人们的头顶上徘徊着。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起“回收”历代贤哲的教诲,挽救社会,挽救民族;同时,还要一起和世界各国的智者加强沟通,为建构人类的共同伦理并使之在公众中传播、影响政府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所幸,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早已在亿万民众的心底形成了文化基因。以往从西方来的文化冲击势头凶猛,国人曾经阻拦甚至抗击过;后来虽然接受了宗教、技术、管理和艺术,但是这种接受是“中国式”的,即在不违背中国人原有礼仪、风俗、习惯情况下的接受,也就是在不去除中华文化基因的条件下吸收西方于己有益的元素。香港先走了一步,至今不但儒释道三教共处并荣,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兼容,一些民间信仰,如关公、妈祖、土地、黄大仙等,也遍布全岛。按照西方神学家的说法,这是天启神教、自然神教、圣哲信仰(儒家)和巫觋信仰(占卜、看相等)并存于一体。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仍是香港人民的重要节日;“叹早茶”,是原汁原味的江南习惯,如果在家里喝茶,喝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与喝咖啡相辅相成。这些都和内地并无二致。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如此牢固,所以内地近年来,尤其是进入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回收利用前现代”已经成为从城乡公众到学者、国家领导人共同关心并参与的事情,而且这三类人渐渐趋向彼此相应与配合。只不过这种“回收”是直接回到轴心时代本民族的智慧巨人孔子、老子、孟子以及虽是外来却已经本土化了的佛陀那里,重新温习并审视他们的教导,寻其根本,汰其适合农耕和帝制时代但已不适应现代的东西。例如对拜祭祖宗、先师、烈士蔚然成风,而采用的仪轨却大量吸收了欧美的;再如据对20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1600多家旨在传播传统文化的书院,既有公办的,也有民间举办的;又如,许多企业,已经把营造企业文化作为重要事项,做得红红火火;还如在山东许多地方,“乡村儒学”——学者走进村镇,为村民讲述传统文化和本地乡贤、历史,颇受欢迎,民风也在悄悄地变化。如此等等,都说明人们普遍感到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做人处世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最适合自己;一味追逐利润和财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近来,北京卫视每天播放一档名为“寻找老街坊”的真人真事节目,非常受市民的欢迎。节目表现的是,人们已经住进宽敞楼宇,但邻里间冷漠、生疏、绝缘且彼此防范,因而感到孤独失落,于是想找回温情、平静、和谐的过去。由此看来,谁最有权“定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是广大民众自己;谁最有能力“定义”道德标准?是现在依然还没有中断的祖父母或更早的前辈所留下的社会风尚。

面对纷繁复杂、波涛汹涌的世界,人类将走向哪里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曾经兴起了探讨人类共同伦理的潮流,一批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借着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学术之风,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所没有顾及到的“不同文明对话”和“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倡议和行动。不同文明对话是方式,是通道,是过程,构建人类共同伦理是目的,是应对残酷的现实、消弭战争屠杀的远景。

哈贝马斯并不去否定“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在认真研究当代思想演变状况后提出了“公共交往理性”、“主体间性”等一系列概念,为的是把启蒙运动旗帜上所标榜的“理性”进行改造(而不是“改换”),使人类走出困境。他的“公共交往理性”和启蒙时代的“理性”可谓截然相对。例如,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成功,而是推己及人寻求彼此理解;不是一味竞争零和,而是努力商谈协作。

责任编辑:赵婧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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